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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清官们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以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茅厕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官场中的丁宝桢，此时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缘由，而仍是执着于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货色！”丁宝桢想起李鸿章之前曾屡次提起的将荣登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的建议，恨恨地说道。
在丁宝桢看来，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妥妥的是李鸿章为了吞并荣登水师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丁宝桢起身取过纸笔，即刻便拟起给朝廷的奏折来。
不一会儿，奏折便拟写完毕，丁宝桢看了几眼，感觉甚是满意。
在这份奏折当中，对于荣登水师的哗变事由，丁宝桢巧妙的用了曲笔，他在折中并没有提到水师是因赶缯船而哗变，而是直接点明是因为“闹饷”，对于欠饷一事，他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河工”（治理黄河决口）和“西征协饷”，预先挪用了部分军饷，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补还”，此外他还在折中特意的提到，荣登水师的哗变“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这场哗变是有隐情的，并且表示要坚决究查到底。
在写完了折子之后，丁宝桢似乎觉得还有些不够，他想了想，干脆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质问李鸿章，为何要这么做？并指出李鸿章这么干是不仁不义之举，将李鸿章狠狠的骂了一通。
在写完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之后，丁宝桢迫不及待的叫来了人，马上将奏折和信都发了出去。
而此时的丁宝桢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折子一上，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贤良寺。
“老爷，李制台发来电报了。”
林义哲点了点头，从仆人手中接过电报打开，看了起来。
自从北京和天津通了电报之后，林义哲和李鸿章之间的通讯变得方便起来，二人经常借电报互通消息，并及时交换对于洋务大计和时局的看法。而朝中及地方的一些保守顽固派官僚们现在仍然不屑于使用这种“奇技淫巧”。
李鸿章的电报很短，告诉他“荣登事毕，不日将见邸抄”，接下来便是向林义哲询问建造沿海炮艇的相关事宜。
尽管李鸿章说得很是简略，并没有详述，但林义哲从这短短的字里行间，已经知道了荣登水师哗变的结果。
李鸿章在电报中用了“事毕”一词，并且说“不日将见邸抄”，就说明荣登水师哗变的事，丁宝桢并没有能够掩盖住，已经给他捅到了朝廷那里！
而李鸿章接下来和他商议沿海炮艇的建造问题，等于已经明白的告诉他，荣登水师将被纳入北洋水师的麾下，这些新的沿海炮艇，将是配备给荣登水师官兵的。
想到丁宝桢这一次得吃不了兜着走，林义哲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事实上，这场哗变，他林义哲，也是在里面掺了一脚的！
对于这场事变的详情，没有人知道得比他更清楚！
想到邓世昌派人给自己发来的那些电报，林义哲的嘴角现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原来历史时空中的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愈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和憎视。
而自从自己出现在这个时代，和这位传奇人物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后，林义哲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腹黑”属性，已经传染给了邓世昌！
从那一次邓世昌奉自己的命令送柳原前光等人去天津的行动开始，直到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邓世昌的为人机智精细和幽默恢谐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而行事的风格，也沾染上了自己的“腹黑”那一套。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邓世昌的命运，也许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 -->>
“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清官们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以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茅厕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官场中的丁宝桢，此时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缘由，而仍是执着于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货色！”丁宝桢想起李鸿章之前曾屡次提起的将荣登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的建议，恨恨地说道。
在丁宝桢看来，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妥妥的是李鸿章为了吞并荣登水师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丁宝桢起身取过纸笔，即刻便拟起给朝廷的奏折来。
不一会儿，奏折便拟写完毕，丁宝桢看了几眼，感觉甚是满意。
在这份奏折当中，对于荣登水师的哗变事由，丁宝桢巧妙的用了曲笔，他在折中并没有提到水师是因赶缯船而哗变，而是直接点明是因为“闹饷”，对于欠饷一事，他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河工”（治理黄河决口）和“西征协饷”，预先挪用了部分军饷，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补还”，此外他还在折中特意的提到，荣登水师的哗变“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这场哗变是有隐情的，并且表示要坚决究查到底。
在写完了折子之后，丁宝桢似乎觉得还有些不够，他想了想，干脆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质问李鸿章，为何要这么做？并指出李鸿章这么干是不仁不义之举，将李鸿章狠狠的骂了一通。
在写完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之后，丁宝桢迫不及待的叫来了人，马上将奏折和信都发了出去。
而此时的丁宝桢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折子一上，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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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李制台发来电报了。”
林义哲点了点头，从仆人手中接过电报打开，看了起来。
自从北京和天津通了电报之后，林义哲和李鸿章之间的通讯变得方便起来，二人经常借电报互通消息，并及时交换对于洋务大计和时局的看法。而朝中及地方的一些保守顽固派官僚们现在仍然不屑于使用这种“奇技淫巧”。
李鸿章的电报很短，告诉他“荣登事毕，不日将见邸抄”，接下来便是向林义哲询问建造沿海炮艇的相关事宜。
尽管李鸿章说得很是简略，并没有详述，但林义哲从这短短的字里行间，已经知道了荣登水师哗变的结果。
李鸿章在电报中用了“事毕”一词，并且说“不日将见邸抄”，就说明荣登水师哗变的事，丁宝桢并没有能够掩盖住，已经给他捅到了朝廷那里！
而李鸿章接下来和他商议沿海炮艇的建造问题，等于已经明白的告诉他，荣登水师将被纳入北洋水师的麾下，这些新的沿海炮艇，将是配备给荣登水师官兵的。
想到丁宝桢这一次得吃不了兜着走，林义哲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事实上，这场哗变，他林义哲，也是在里面掺了一脚的！
对于这场事变的详情，没有人知道得比他更清楚！
想到邓世昌派人给自己发来的那些电报，林义哲的嘴角现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原来历史时空中的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愈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和憎视。
而自从自己出现在这个时代，和这位传奇人物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后，林义哲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腹黑”属性，已经传染给了邓世昌！
从那一次邓世昌奉自己的命令送柳原前光等人去天津的行动开始，直到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邓世昌的为人机智精细和幽默恢谐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而行事的风格，也沾染上了自己的“腹黑”那一套。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邓世昌的命运，也许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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