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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得到重用后,进入治世,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产生一种无形的威胁,就好比身边安装一个定时炸弹,往往令统治者提心吊胆。于是,朱元璋建立了东厂和锦衣卫两大政治产物,监视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凡听到反对的声音,格杀勿论,严重的还诛九诛,绝不手软。思想家李贽勇敢地站出来说:“人是自私的,你们这些当官的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有哪个不是饱中私囊?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打算?你们用儒家思想作为幌子,却做着最脏的勾当。”他因此遭受到无穷无尽的打击。
清代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书生看到清风吹得书本乱翻,诗意大发,便作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大怒,把这个书生杀了,硬说这个书生用清风暗讽清皇帝是文盲。文人吕留良写了一本书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这位知识分子死后,雍正才发现这本书,这下非同小可,他对吕留良鞭尸,将其子孙后代进行灭绝人性的诛灭,连刚出世的婴孩也不放过清政府玩文字狱政治游戏,杀害无辜知识分子,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涉及的人越来越从,人人自危,不敢用文字表达反抗的思想。
当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向光绪帝提出改革方案时,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慈禧这个老妖怪怕被新法推下台,从此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严重威胁了她的统治地位,她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
到了文革,知识分子那颗惊惶不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又遭到了更深、更广、更持久的政治摧残。红卫兵这群没文化的政治流氓被重用,就好比武则天时代的酷史,朱元璋朝代的锦衣卫一样,他们威风八面,胡作非为,知识分子无一能幸免,长达十年的整治、修理和斗批,更夹杂着莫明其妙的毒打,摧残着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灵魂的健康,一句无意识说出来的话也会被刻意曲解,被强行加上“反革命”的罪名,任人侮辱却无处申诉。受不了这场漫长打击的知识分子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上吊的上吊死法五花八门。学生不用上学,以互相揭发为乐,以念语录为荣;工人不生产,以斗批作为最高的生产力,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被这场荒唐可笑的政治运动弄得六亲不认,人性扭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知识分子有聪明的大脑、先进的思想和过硬的技术,本应放在最要的位置,发挥着智慧的光茫,他们没颠覆朝野的野心,却被疑神疑鬼的统治者疯狂迫害。
今天,领导在台上说:“你们有意见的欢迎提出来,我们要共建和谐社会,就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台下的知识分子本有良计千万,却无一勇夫提出来。他们是那么温驯,那么听话,只听到他们唯唯诺诺地说:“我们没意见。”于是,所有提议100%通过,我们真的做到万众一心了,看,我们比老美先进多了,他们要搞什么三权分立,什么听证会,劳心劳力,浪费资料。
知识分子被“修理”怕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尿失禁,血压攀升。一句耿直的话随时送断了大好前途,弄不好还成为亡命之徒。一个勇夫写了一篇博文,揭发某市与房地产商勾结推高楼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不惜花千金,横跨几个省去追捕他。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被阉割了;柏杨写了一本丑陋中国人,他被送入监狱。知识分子说真话,触及了统治者的心病,他们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领导英明”的都成为“出色”的接班人,衣锦还乡;说真话的都成为排挤的对象,弄得自己里里外外不是人。既然知识分子捍卫尊严,直抒胸意带来这么多负面的后果,曲意逢迎又带来惊人的收益,权衡利弊之下,知识分子豁然开朗,不再折腾,从此乖乖做人。若残存一点自尊,不想活得奴颜婢膝,就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把那条小尾巴夹得紧紧的。有个笑话很有意思:有两个猴子从古代来到了现代,它们看到了男人,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人类的尾巴进化后,和我们不一样了。”另一个说:“就是,我们的尾巴生在后面,他们人类的尾巴生在前面,又短又小,的确和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把尾巴夹得太紧了,以致变小变短了,把那股男子气魄也夹掉了。
知识分子被“修理”几千年后,心灵留下了无法弥被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估计华佗再生也无法妙手回春。当你看到高层男人斯文秀气,说话避重就轻,而身上那阵香水味熏得女人浮思联想时,千万不要惊诧,知识分子的雄性退化了,趋向阴柔美,这已是一种新的流行形式了。自从陈独秀、鲁迅、柏杨、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硬骨头死后,很难听到铁骨争争的声音了。偶然听到任志强这位地产界大嘴先生说:“我只为有钱人建房子,穷人就不配购一手房”时,我的心跳了一下,这个老家伙还有一点阳光之气,虽然他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出发,但他说的是真话,既然他说了真话,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
呜呼,现世的男人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见解越来越独到,却集体退化成男绵羊了,若不是看到重庆“包青天”薄熙来横空出世,痛治黑社会,我真以为中国的男子汉销声匿迹了。
识分子得到重用后,进入治世,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产生一种无形的威胁,就好比身边安装一个定时炸弹,往往令统治者提心吊胆。于是,朱元璋建立了东厂和锦衣卫两大政治产物,监视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凡听到反对的声音,格杀勿论,严重的还诛九诛,绝不手软。思想家李贽勇敢地站出来说:“人是自私的,你们这些当官的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有哪个不是饱中私囊?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打算?你们用儒家思想作为幌子,却做着最脏的勾当。”他因此遭受到无穷无尽的打击。
清代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书生看到清风吹得书本乱翻,诗意大发,便作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大怒,把这个书生杀了,硬说这个书生用清风暗讽清皇帝是文盲。文人吕留良写了一本书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这位知识分子死后,雍正才发现这本书,这下非同小可,他对吕留良鞭尸,将其子孙后代进行灭绝人性的诛灭,连刚出世的婴孩也不放过清政府玩文字狱政治游戏,杀害无辜知识分子,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涉及的人越来越从,人人自危,不敢用文字表达反抗的思想。
当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向光绪帝提出改革方案时,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慈禧这个老妖怪怕被新法推下台,从此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严重威胁了她的统治地位,她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
到了文革,知识分子那颗惊惶不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又遭到了更深、更广、更持久的政治摧残。红卫兵这群没文化的政治流氓被重用,就好比武则天时代的酷史,朱元璋朝代的锦衣卫一样,他们威风八面,胡作非为,知识分子无一能幸免,长达十年的整治、修理和斗批,更夹杂着莫明其妙的毒打,摧残着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灵魂的健康,一句无意识说出来的话也会被刻意曲解,被强行加上“反革命”的罪名,任人侮辱却无处申诉。受不了这场漫长打击的知识分子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上吊的上吊死法五花八门。学生不用上学,以互相揭发为乐,以念语录为荣;工人不生产,以斗批作为最高的生产力,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被这场荒唐可笑的政治运动弄得六亲不认,人性扭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知识分子有聪明的大脑、先进的思想和过硬的技术,本应放在最要的位置,发挥着智慧的光茫,他们没颠覆朝野的野心,却被疑神疑鬼的统治者疯狂迫害。
今天,领导在台上说:“你们有意见的欢迎提出来,我们要共建和谐社会,就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台下的知识分子本有良计千万,却无一勇夫提出来。他们是那么温驯,那么听话,只听到他们唯唯诺诺地说:“我们没意见。”于是,所有提议100%通过,我们真的做到万众一心了,看,我们比老美先进多了,他们要搞什么三权分立,什么听证会,劳心劳力,浪费资料。
知识分子被“修理”怕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尿失禁,血压攀升。一句耿直的话随时送断了大好前途,弄不好还成为亡命之徒。一个勇夫写了一篇博文,揭发某市与房地产商勾结推高楼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不惜花千金,横跨几个省去追捕他。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被阉割了;柏杨写了一本丑陋中国人,他被送入监狱。知识分子说真话,触及了统治者的心病,他们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领导英明”的都成为“出色”的接班人,衣锦还乡;说真话的都成为排挤的对象,弄得自己里里外外不是人。既然知识分子捍卫尊严,直抒胸意带来这么多负面的后果,曲意逢迎又带来惊人的收益,权衡利弊之下,知识分子豁然开朗,不再折腾,从此乖乖做人。若残存一点自尊,不想活得奴颜婢膝,就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把那条小尾巴夹得紧紧的。有个笑话很有意思:有两个猴子从古代来到了现代,它们看到了男人,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人类的尾巴进化后,和我们不一样了。”另一个说:“就是,我们的尾巴生在后面,他们人类的尾巴生在前面,又短又小,的确和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把尾巴夹得太紧了,以致变小变短了,把那股男子气魄也夹掉了。
知识分子被“修理”几千年后,心灵留下了无法弥被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估计华佗再生也无法妙手回春。当你看到高层男人斯文秀气,说话避重就轻,而身上那阵香水味熏得女人浮思联想时,千万不要惊诧,知识分子的雄性退化了,趋向阴柔美,这已是一种新的流行形式了。自从陈独秀、鲁迅、柏杨、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硬骨头死后,很难听到铁骨争争的声音了。偶然听到任志强这位地产界大嘴先生说:“我只为有钱人建房子,穷人就不配购一手房”时,我的心跳了一下,这个老家伙还有一点阳光之气,虽然他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出发,但他说的是真话,既然他说了真话,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
呜呼,现世的男人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见解越来越独到,却集体退化成男绵羊了,若不是看到重庆“包青天”薄熙来横空出世,痛治黑社会,我真以为中国的男子汉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