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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晚9时，三伯祖驾鹤西去，享年82岁。
听筒里传来父亲悲伤难抑的声音，我心头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三伯祖讳昭谷，兄弟四人，大伯祖讳昭庆、二伯祖幼时过继他人，后失散，祖父行四，讳昭勇，后更名仲良。高祖饱读诗书，家设学馆，然忧患之年，衣食堪忧，大伯祖、三伯祖从未开蒙入学，早早稼穑渔猎，养家糊口，惟祖父一人得以入学受教。大伯祖后来有机会参加工作，从供销合作社的马车夫到采购员，直至今日，退休在家，也算是靠国家养活的人。祖父从军，八年抗战，日寇投降后，参加革命，后转至教育系统，七十高龄仍坚持带病从教，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惟有三伯祖一生土里刨食，受尽艰辛。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儿孙辈都以为老人可以享几年清福了，不曾想却早早地去了，实在令人痛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说的就是这样的遗憾吧。
孟家乃大族，在故乡人眼中，是诗礼人家，颇受尊敬，家教自也严谨。各门子弟分散在外，郑州有大伯（长门）一家、叔叔一家及我（四门）。听闻噩耗，推掉手头事务，我们一行四人星夜驱车返乡奔丧。车轮滚滚，辗碎心魂，跋涉五百公里之后，我们于晚十一时抵达三伯祖停灵的村庄。人在数里之外，已闻哀乐破空而来，间歇的哭声被夜风拉长，静寂的原野愈显凄清，路旁的白杨也枝叶闭合，似在为三伯祖默哀。
院中，灯火通明，临时搭起了账篷，支起了桌椅，请来的锣鼓班子共六人，分执唢呐、梆子、钹、笙，吹奏起来，唢呐曲时而低回，时而高昂，如泣如诉。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迎来送往，各司其职，照应得进进有序。
跪倒在三伯祖的灵枢前，烧上几张火纸，叩上三个响头，再抬首时，三伯祖端坐在黑像框里，安静地微笑着，眉眼间全是留恋和不舍。我知道，他舍不得儿孙绕膝，舍不得暖衣热饭，舍不得这个小院、门前的池塘、塘边的垂柳，更舍不得他养了多年的那头耕牛。
三伯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粮食是活命的东西，不能糟蹋；土地是庄户人的根啊。三伯祖一生土里刨食，春种秋收，辛勤劳作，才换得一家人的衣食，自然深感土地之恩。在他眼中，土地是最亲的物事，土地之于他，已经从简单的定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生命的高度，以至于在他临终前两天，还亲手在房前屋后塘边栽下了数十株小树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三伯祖不可能总结出这样经典的句子，却比谁都更能理解其内涵。他知道，土地从来不会薄待勤劳诚恳的庄户人，他栽下这些树，也是给儿孙上了最后一课：莫忘土地之恩。
望着三伯祖的灵枢，我是心存愧疚的。多年来，在我眼中，三伯祖就是那么一个满脸皱纹、眼神混浊、步履蹒跚、木讷无语的矮个子的老头儿，他身上永远是一套灰黑色的中山装，配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在房前的墙根下晒着冬日软软的老日头。吃饭的时候，他一双筷子谨慎地在菜盘上起落，只搛起那么一星半点的菜肴，还闪上两闪，慎恐多搛了去别人就没得吃了。三伯祖极少说话，跟小辈们最多就是招呼一声，跟大伯祖和祖父一起时，才会回想往事，讲讲古，眼神里流露出对往日艰辛的一丝隐约的恐慌，然而终于又淡淡地化去了，显出一脸的平静来。
三伯祖不识一字，却绝对不是个粗人。他身上继承了最多诗礼人家的特质，也是最典型的固守传统的“老古董”他看不惯今人的种种作法和言行，对儿孙辈“出格”的举动也时时加以纠正。在三伯祖眼里，我是个叛逆的孩子，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锐子，把头毛铰铰，长了人家说
我一直是固执地留长发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叛逆的精神，隐于心而发于外，便是我对头发的坚持。我总以为，长发是我自由的象征，因为，在乡人的世界观里，留长发是不地道的，只有流氓、混混、痞子才留长发。这就激发了我潜在的抵抗和反叛。这样，三伯祖自然是看不入眼的，但他也不怒形于色，只是轻轻地说上一句，也就罢了。再见时，还是说上一句，永远也没有烦的时候，也没有声色俱厉的时候。
令我愧疚的是，直至三伯祖去世，我来送别，仍是一头游子标志的长发，在风中随着我零乱哀伤的心飞舞。
三伯祖虽死于脑血栓，但82岁在农村也是高龄了，算得上“老“（故乡人对老人自然死亡的一种隐讳尊敬的说法），丧事也就算得上“喜丧”儿孙辈们常年在外，象征性地哭过一回两回，便各自扎堆叙旧去了。其他远亲近邻也各自忙着手头的活计，忙完了抽上根烟，耍上几句闲腔，打几圈纸牌。更有表兄弟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斗嘴。在家乡，表兄弟是可以互骂的，也有表侄骂姑父表叔的礼数。不骂不亲，... -->>
4月13日晚9时，三伯祖驾鹤西去，享年82岁。
听筒里传来父亲悲伤难抑的声音，我心头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三伯祖讳昭谷，兄弟四人，大伯祖讳昭庆、二伯祖幼时过继他人，后失散，祖父行四，讳昭勇，后更名仲良。高祖饱读诗书，家设学馆，然忧患之年，衣食堪忧，大伯祖、三伯祖从未开蒙入学，早早稼穑渔猎，养家糊口，惟祖父一人得以入学受教。大伯祖后来有机会参加工作，从供销合作社的马车夫到采购员，直至今日，退休在家，也算是靠国家养活的人。祖父从军，八年抗战，日寇投降后，参加革命，后转至教育系统，七十高龄仍坚持带病从教，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惟有三伯祖一生土里刨食，受尽艰辛。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儿孙辈都以为老人可以享几年清福了，不曾想却早早地去了，实在令人痛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说的就是这样的遗憾吧。
孟家乃大族，在故乡人眼中，是诗礼人家，颇受尊敬，家教自也严谨。各门子弟分散在外，郑州有大伯（长门）一家、叔叔一家及我（四门）。听闻噩耗，推掉手头事务，我们一行四人星夜驱车返乡奔丧。车轮滚滚，辗碎心魂，跋涉五百公里之后，我们于晚十一时抵达三伯祖停灵的村庄。人在数里之外，已闻哀乐破空而来，间歇的哭声被夜风拉长，静寂的原野愈显凄清，路旁的白杨也枝叶闭合，似在为三伯祖默哀。
院中，灯火通明，临时搭起了账篷，支起了桌椅，请来的锣鼓班子共六人，分执唢呐、梆子、钹、笙，吹奏起来，唢呐曲时而低回，时而高昂，如泣如诉。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迎来送往，各司其职，照应得进进有序。
跪倒在三伯祖的灵枢前，烧上几张火纸，叩上三个响头，再抬首时，三伯祖端坐在黑像框里，安静地微笑着，眉眼间全是留恋和不舍。我知道，他舍不得儿孙绕膝，舍不得暖衣热饭，舍不得这个小院、门前的池塘、塘边的垂柳，更舍不得他养了多年的那头耕牛。
三伯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粮食是活命的东西，不能糟蹋；土地是庄户人的根啊。三伯祖一生土里刨食，春种秋收，辛勤劳作，才换得一家人的衣食，自然深感土地之恩。在他眼中，土地是最亲的物事，土地之于他，已经从简单的定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生命的高度，以至于在他临终前两天，还亲手在房前屋后塘边栽下了数十株小树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三伯祖不可能总结出这样经典的句子，却比谁都更能理解其内涵。他知道，土地从来不会薄待勤劳诚恳的庄户人，他栽下这些树，也是给儿孙上了最后一课：莫忘土地之恩。
望着三伯祖的灵枢，我是心存愧疚的。多年来，在我眼中，三伯祖就是那么一个满脸皱纹、眼神混浊、步履蹒跚、木讷无语的矮个子的老头儿，他身上永远是一套灰黑色的中山装，配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在房前的墙根下晒着冬日软软的老日头。吃饭的时候，他一双筷子谨慎地在菜盘上起落，只搛起那么一星半点的菜肴，还闪上两闪，慎恐多搛了去别人就没得吃了。三伯祖极少说话，跟小辈们最多就是招呼一声，跟大伯祖和祖父一起时，才会回想往事，讲讲古，眼神里流露出对往日艰辛的一丝隐约的恐慌，然而终于又淡淡地化去了，显出一脸的平静来。
三伯祖不识一字，却绝对不是个粗人。他身上继承了最多诗礼人家的特质，也是最典型的固守传统的“老古董”他看不惯今人的种种作法和言行，对儿孙辈“出格”的举动也时时加以纠正。在三伯祖眼里，我是个叛逆的孩子，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锐子，把头毛铰铰，长了人家说
我一直是固执地留长发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叛逆的精神，隐于心而发于外，便是我对头发的坚持。我总以为，长发是我自由的象征，因为，在乡人的世界观里，留长发是不地道的，只有流氓、混混、痞子才留长发。这就激发了我潜在的抵抗和反叛。这样，三伯祖自然是看不入眼的，但他也不怒形于色，只是轻轻地说上一句，也就罢了。再见时，还是说上一句，永远也没有烦的时候，也没有声色俱厉的时候。
令我愧疚的是，直至三伯祖去世，我来送别，仍是一头游子标志的长发，在风中随着我零乱哀伤的心飞舞。
三伯祖虽死于脑血栓，但82岁在农村也是高龄了，算得上“老“（故乡人对老人自然死亡的一种隐讳尊敬的说法），丧事也就算得上“喜丧”儿孙辈们常年在外，象征性地哭过一回两回，便各自扎堆叙旧去了。其他远亲近邻也各自忙着手头的活计，忙完了抽上根烟，耍上几句闲腔，打几圈纸牌。更有表兄弟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斗嘴。在家乡，表兄弟是可以互骂的，也有表侄骂姑父表叔的礼数。不骂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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