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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旧时农村，记忆中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稻草是要按人头分的，这不稀奇，因为柴要分，谷要分，萝卜要分，蕃薯要分，毛笋要分，钞票要分，那么稻草岂有不分之理？凡是集体的都要分，生产队是集体，所以生产队里的东西都要分。其实我幼小就学会了深奥的逻辑。当然后来知道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分稻草在田坂中进行，由大队会计负责。一夹夹稻草象一个个野孩子，被他一一清点摸过了头，然后集合成排成堆。生产队会计手中的圆珠笔，嚓嚓两下，比割稻还利索，一张纸条上就落了名字，用大拇指在一夹稻草的颈部一塞，再让这夹稻草骑在整排稻草的头顶，于是这个名字就成了整排稻草的名字，这排稻草就都有名有姓了。这一堆是张三家的，那一堆是李四家的，那样的泾渭分明。
生产队会计叫仁木，比我娘小几岁，我娘私下里交待过，他不是我的娘舅，但我一定要叫他仁木阿舅。我亲切地叫他仁木阿舅的时候，仁木阿舅就显得比我的亲娘舅还要亲，因为他会对我格外的关照，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多给我几夹稻草，本来一丘田我家只能分到一百五十夹稻草，而他会分给我们一百五十五夹，多出来的五夹是因为我亲热地叫了他好几声仁木阿舅而起了作用。
父母在生产队里割稻种田的时候，我象蚂蟥一样叮着仁木阿舅在田坂里走来走，好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而我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儿子，仁木阿舅那时候连婚也没有结。仁木阿舅就趁着生产队员们不看见的时候，偷偷地多分给我一次稻草。我用数学算过的，仁木阿舅多给我一堆稻草，就等于我家里有了十个人口，而其实我家里只有五个人口。仁木阿舅多分给我一堆稻草后就有些后悔，于是偷偷对我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是别人知道了，以后就一夹也不多给了。我说仁木阿舅我怎么会跟别人去说呢，我说出去就不叫你阿舅而叫你仁木了。
挑
收工了，大家就分头寻找仁木阿舅已经为各家分配好的稻草。但家里有孩子的倒省了这份心，因为早在仁木阿舅分稻草的时候就被喊出来。孩子还不到挣工分的年龄，身上已经勃发出来的力气就全心全意为挑稻草服务了。
我最盼多分些稻草，多分的稻草我们可以晒燥后拉到临村的砖瓦厂里去卖钞票。这一个意识相当牢固地在长在我脑袋里。但我又怕挑稻草。刚分的稻草，新鲜活扎扎，还没有断气，湿漉漉的沉重，还透出诱人的气息，它们的身体里全是营养和水份，让我情不自禁地撩开它光滑的躯体，然后放在嘴里咂咂，凉丝丝的，竟生出一阵甜味。看着它头上还长着可以长得更饱满但最终来不及饱满的瘪谷时，便生出无限的同情和伤感。长着谷的叫它为稻谷，一镰刀过去，脱了谷，就成了稻草，真是刹那间的事情。
我挑着新鲜的稻草，实际是挑着稻谷的尸体，谷是稻谷的生命。谷在稻谷生命在，谷离稻谷生命死。听说尸体是异常沉的，我不相信，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怎么会变得更沉呢？可人们口头总挂着一句：象尸体一样的沉。我当然没有资格抬尸体，但我在挑湿稻草中却果真有了这种感觉。我在田塍上艰难地行走，一遍又一遍，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虽然一次仅能挑不到三十夹，但这已是非凡的表现。那田塍被我两只赤脚板板磨擦得象肌肤一样滑溜。我还常常在两难问题上艰苦地选择：是少装一些多挑几次，还是多装一些少挑几次。但无论怎样如意盘算，那稻草一夹也逃脱不了我稚嫩的肩膀，我自然也无法回避它们饱含水分的沉重。其实，我与稻草之间，是没有选择的。
我知道这些稻草尽管现在还很沉重，但一个夏日的猛太阳过后，身上的水分被太阳搜索干净，那躯干就曲曲卷卷，变得弱不禁风了。那时候的燥稻草，我一担能挑一百多夹。这就是太阳的神奇，失去了生命的东西，只要经太阳曝晒，都会变得轻如稻草。
晒
早稻田里的稻草是不能在田里晒的，因为上午割完下午就紧急着要下种。要是田里能晒，我自然会巴结仁木阿舅，不用我娘调教我，这样等稻草燥了我挑着走路的时候就会象飞一样，也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塘里与牛一起沉在水里避署。所以稻草要么晒在自留地，要么晒在自家道地，要么晒在狭窄的机耕路边，要么晒在堤埂上。六月里，（实际是七月，农民总是喜欢用阴历，大概是盼着快些过年的意思，过年有肉吃有新衣穿。）村里村外就成了稻草的世界。
门口的道地一俟到晒稻草的季节就派不上用场，那地方能晒得了几担稻草呢？即使让稻草们密密地骑在围墙上，也还是无济于事，自留地在那遥远的地方。于是抢占地盘成了每年署期的一桩大事。我会凭着近水楼台，背一把锄头，捏几夹陈年稻草，把整个埂面都圈下来。所谓圈，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掘一个坑，种一缕稻草，成一条直线，隔数米，再种一条线，要多大的地方就有多大的地方。种了稻草的地方，就是我家晒稻草的地方了，人家不能也不会与我争夺。除非我们自己晒好，否则我们寸步不让。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颇有抵触，但人们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晒稻草让我练就了一个绝活，我能让每一夹稻草在堤埂的斜坡上稳稳地站立而不跌倒。两手拎起稻草，中间匀称分开，一个画圆动作，象朝拜的样子，那稻草就金字塔一样地站在那里。晒容易，但晒好却不易，关键在“匀称”二字，匀称的一夹稻草，晒好后就是一间小草屋，里面放碗米饭也不会被雨淋湿，所以大人们田里干活的时候总会寻一夹稻草，把香烟、茶壶、茶杯、点心之类的东西统统放在里面。
那晒着的稻草，活象一个个蹲着的人，所以小孩子们最爱在稻草丛里躲来躲去，做一些苍白而刺人的游戏，常常把人家晒着的稻草弄得东倒西歪。有早熟悉的孩子，还会偷学晚上父母亲的床上游戏，大白天搬到稻草丛里来，学着大人的模样，一个男孩压着一个女孩，不晓得在做什么小动作，被大人发现了就招来阵阵恶骂和笑话。但大人们有的也看小孩子的样，自己也在稻草丛里脱裤子，于是繁育出某某与某某在稻草丛里轧姘头之类的传闻。妇人们看见稻草则象看见公共厕所似的高兴，因为她们内急的时候不必再东躲西藏，只要蹲在有稻草晒着的地方，脱下裤子就可以稀里哗啦，她自己扮稻草，人家以为那真是稻草了。以至于深更半夜真的蹲着一个人时，人家还以为那就是稻草了，所以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六月毛豆就常常被人偷走，偷毛豆的人又大多扮演过稻草人，躲过了查夜的大队干部。
扒
生产队里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口大抵放着一个松丝扒。松丝扒本来是用来扒松丝松毛的，但生产队里不允许上山去扒集体的一根松丝松毛，一旦发现而再被抓住，就要被夺了松丝扒。于是松丝扒就成了扒稻草的工具，偶尔小孩子们冒着危险偷偷上山去扒一回松丝，那才不失松丝扒的本职和使命。
松丝扒真是个好东西，用竹做成，象人的手，弯弯的手指，是用火烤后扭弯的，上面一根长长的柄，就是手臂了。只是，人只有五个手指，而松丝扒可以根据需要可以有七个八个手指。松丝扒就是一只巨形之手，经过它这只手，地上散落的稻草就休想赖着不走。现在想起来，松丝扒有时比人的双手还要会捞取东西。
生产队里的稻草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晒燥了都搬进了屋里堆成小山，父母还会命我去晒地稻草的地方，把散落的乱稻草一根不少的扒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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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农村，记忆中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稻草是要按人头分的，这不稀奇，因为柴要分，谷要分，萝卜要分，蕃薯要分，毛笋要分，钞票要分，那么稻草岂有不分之理？凡是集体的都要分，生产队是集体，所以生产队里的东西都要分。其实我幼小就学会了深奥的逻辑。当然后来知道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分稻草在田坂中进行，由大队会计负责。一夹夹稻草象一个个野孩子，被他一一清点摸过了头，然后集合成排成堆。生产队会计手中的圆珠笔，嚓嚓两下，比割稻还利索，一张纸条上就落了名字，用大拇指在一夹稻草的颈部一塞，再让这夹稻草骑在整排稻草的头顶，于是这个名字就成了整排稻草的名字，这排稻草就都有名有姓了。这一堆是张三家的，那一堆是李四家的，那样的泾渭分明。
生产队会计叫仁木，比我娘小几岁，我娘私下里交待过，他不是我的娘舅，但我一定要叫他仁木阿舅。我亲切地叫他仁木阿舅的时候，仁木阿舅就显得比我的亲娘舅还要亲，因为他会对我格外的关照，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多给我几夹稻草，本来一丘田我家只能分到一百五十夹稻草，而他会分给我们一百五十五夹，多出来的五夹是因为我亲热地叫了他好几声仁木阿舅而起了作用。
父母在生产队里割稻种田的时候，我象蚂蟥一样叮着仁木阿舅在田坂里走来走，好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而我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儿子，仁木阿舅那时候连婚也没有结。仁木阿舅就趁着生产队员们不看见的时候，偷偷地多分给我一次稻草。我用数学算过的，仁木阿舅多给我一堆稻草，就等于我家里有了十个人口，而其实我家里只有五个人口。仁木阿舅多分给我一堆稻草后就有些后悔，于是偷偷对我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是别人知道了，以后就一夹也不多给了。我说仁木阿舅我怎么会跟别人去说呢，我说出去就不叫你阿舅而叫你仁木了。
挑
收工了，大家就分头寻找仁木阿舅已经为各家分配好的稻草。但家里有孩子的倒省了这份心，因为早在仁木阿舅分稻草的时候就被喊出来。孩子还不到挣工分的年龄，身上已经勃发出来的力气就全心全意为挑稻草服务了。
我最盼多分些稻草，多分的稻草我们可以晒燥后拉到临村的砖瓦厂里去卖钞票。这一个意识相当牢固地在长在我脑袋里。但我又怕挑稻草。刚分的稻草，新鲜活扎扎，还没有断气，湿漉漉的沉重，还透出诱人的气息，它们的身体里全是营养和水份，让我情不自禁地撩开它光滑的躯体，然后放在嘴里咂咂，凉丝丝的，竟生出一阵甜味。看着它头上还长着可以长得更饱满但最终来不及饱满的瘪谷时，便生出无限的同情和伤感。长着谷的叫它为稻谷，一镰刀过去，脱了谷，就成了稻草，真是刹那间的事情。
我挑着新鲜的稻草，实际是挑着稻谷的尸体，谷是稻谷的生命。谷在稻谷生命在，谷离稻谷生命死。听说尸体是异常沉的，我不相信，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怎么会变得更沉呢？可人们口头总挂着一句：象尸体一样的沉。我当然没有资格抬尸体，但我在挑湿稻草中却果真有了这种感觉。我在田塍上艰难地行走，一遍又一遍，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虽然一次仅能挑不到三十夹，但这已是非凡的表现。那田塍被我两只赤脚板板磨擦得象肌肤一样滑溜。我还常常在两难问题上艰苦地选择：是少装一些多挑几次，还是多装一些少挑几次。但无论怎样如意盘算，那稻草一夹也逃脱不了我稚嫩的肩膀，我自然也无法回避它们饱含水分的沉重。其实，我与稻草之间，是没有选择的。
我知道这些稻草尽管现在还很沉重，但一个夏日的猛太阳过后，身上的水分被太阳搜索干净，那躯干就曲曲卷卷，变得弱不禁风了。那时候的燥稻草，我一担能挑一百多夹。这就是太阳的神奇，失去了生命的东西，只要经太阳曝晒，都会变得轻如稻草。
晒
早稻田里的稻草是不能在田里晒的，因为上午割完下午就紧急着要下种。要是田里能晒，我自然会巴结仁木阿舅，不用我娘调教我，这样等稻草燥了我挑着走路的时候就会象飞一样，也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塘里与牛一起沉在水里避署。所以稻草要么晒在自留地，要么晒在自家道地，要么晒在狭窄的机耕路边，要么晒在堤埂上。六月里，（实际是七月，农民总是喜欢用阴历，大概是盼着快些过年的意思，过年有肉吃有新衣穿。）村里村外就成了稻草的世界。
门口的道地一俟到晒稻草的季节就派不上用场，那地方能晒得了几担稻草呢？即使让稻草们密密地骑在围墙上，也还是无济于事，自留地在那遥远的地方。于是抢占地盘成了每年署期的一桩大事。我会凭着近水楼台，背一把锄头，捏几夹陈年稻草，把整个埂面都圈下来。所谓圈，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掘一个坑，种一缕稻草，成一条直线，隔数米，再种一条线，要多大的地方就有多大的地方。种了稻草的地方，就是我家晒稻草的地方了，人家不能也不会与我争夺。除非我们自己晒好，否则我们寸步不让。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颇有抵触，但人们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晒稻草让我练就了一个绝活，我能让每一夹稻草在堤埂的斜坡上稳稳地站立而不跌倒。两手拎起稻草，中间匀称分开，一个画圆动作，象朝拜的样子，那稻草就金字塔一样地站在那里。晒容易，但晒好却不易，关键在“匀称”二字，匀称的一夹稻草，晒好后就是一间小草屋，里面放碗米饭也不会被雨淋湿，所以大人们田里干活的时候总会寻一夹稻草，把香烟、茶壶、茶杯、点心之类的东西统统放在里面。
那晒着的稻草，活象一个个蹲着的人，所以小孩子们最爱在稻草丛里躲来躲去，做一些苍白而刺人的游戏，常常把人家晒着的稻草弄得东倒西歪。有早熟悉的孩子，还会偷学晚上父母亲的床上游戏，大白天搬到稻草丛里来，学着大人的模样，一个男孩压着一个女孩，不晓得在做什么小动作，被大人发现了就招来阵阵恶骂和笑话。但大人们有的也看小孩子的样，自己也在稻草丛里脱裤子，于是繁育出某某与某某在稻草丛里轧姘头之类的传闻。妇人们看见稻草则象看见公共厕所似的高兴，因为她们内急的时候不必再东躲西藏，只要蹲在有稻草晒着的地方，脱下裤子就可以稀里哗啦，她自己扮稻草，人家以为那真是稻草了。以至于深更半夜真的蹲着一个人时，人家还以为那就是稻草了，所以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六月毛豆就常常被人偷走，偷毛豆的人又大多扮演过稻草人，躲过了查夜的大队干部。
扒
生产队里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口大抵放着一个松丝扒。松丝扒本来是用来扒松丝松毛的，但生产队里不允许上山去扒集体的一根松丝松毛，一旦发现而再被抓住，就要被夺了松丝扒。于是松丝扒就成了扒稻草的工具，偶尔小孩子们冒着危险偷偷上山去扒一回松丝，那才不失松丝扒的本职和使命。
松丝扒真是个好东西，用竹做成，象人的手，弯弯的手指，是用火烤后扭弯的，上面一根长长的柄，就是手臂了。只是，人只有五个手指，而松丝扒可以根据需要可以有七个八个手指。松丝扒就是一只巨形之手，经过它这只手，地上散落的稻草就休想赖着不走。现在想起来，松丝扒有时比人的双手还要会捞取东西。
生产队里的稻草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晒燥了都搬进了屋里堆成小山，父母还会命我去晒地稻草的地方，把散落的乱稻草一根不少的扒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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