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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也是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态度问题。因此这也不只是什么科学精神，而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与分寸。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朱先生纵论了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种种，随即笔锋一转，谈到上个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问题，朱先生说：“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文中朱先生意气用事地谈到了“装腔作势”、“拙劣姿态”与“亢奋表演”旗帜鲜明地从情绪上表达了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朴素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一种近乎国际主义的朴素立场的一概而论的深恶痛绝，适足具备了钟情于美国的基本特征，而其中一些判断也因其没有确切根据而突现了朱先生非理性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关于中国可以说不，我此前没有充分关注过，这本书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倒是在朋友那里见过，当时随手翻翻，觉得其中充斥着一些荒诞的历史知识与国际政治观点，放纵的笔触与恣意随心的思路将主题从一个民族的基本界限泛滥到沙文主义的地步，通篇透着时文的宣传与鼓动色彩，对中国的现实不但没有什么帮助，似乎也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冲击，所以浏览一下就把它当作普通的时文搁在一边了，那本书给我的总的印象的确有点儿装腔作势的感觉，只不过我不了解作者，更不了解他们的写书动机，也缺乏那本书之外的其它参照，因此不敢像朱先生这样断言他们是在装腔作势，我一般习惯于在不了解全面情形的情况下持保守的观点。我这样说不是暗示朱先生所谓的“装腔作势”缺乏根据，朱先生久在学术之中，想来对那些作者应该有更全面的了解。不过当时我的确是万没想到，这样一些狂热的并不具备充分代表性的偏见，后来竟成了反民族主义的主要靶子，也成了一些人走上极端的反民族主义的主要借口。
至于北大学生向克林顿提问时姿态是否拙劣，我的看法却和朱先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认为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虽然学生的姿态过于强硬，过于咄咄逼人，我也很难由于它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一个美国总统的本位而简单地目之为拙劣。当然我不否认这中间有民族情绪，我甚至不否认这中间有个别的“气人有，笑人无”的阴暗的嫉妒心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学生的态度中有对美国近几十年来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朴素的反感，由于学生的单纯与活跃，这种反感或许还没有被美国令许多人艳羡的物质优势冲淡，因此我认为学生的自发的朴素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可是将这些姿态笼统地目之为拙劣说起来也是一种拙劣的反馈。学生的姿态只能说明学生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不能说明学生的情绪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相反，对学生的朴素情绪责之甚苛，倒是地地道道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使然。
至于朱先生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反感，严格说来和极端反民族主义有些出入。因为这所谓的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其实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任何民族主义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相反，这种“亢奋表演”实则发自一种朴素的近乎国际主义的立场，它是建构在对自己国家的自决权的基本认同之上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基本自决权的尊重，因此我所说的基本的民族主义与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并不形成必然的冲突，并且恰恰相反，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往往是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的基础。
至于“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是否真的如朱先生所说是“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的结果，实在是难以像朱先生那样断言。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朱先生的主观意愿的成分要比真正的证据与逻辑运作的成分大得多。我们不能想象朱先生真正了解了那部分留学生是否真的“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我相信朱先生也提不出像样的证据说明那些留学生的判断果真和海外的多元报道没有关系。既然海外的报道是多元的，朱先生何以断定海外的报道中一定没有同情与倾向南联盟的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那“部分留学生”没有在“多元报道”的背景中选择反美的立场的自由呢？作为一个应该比极端民族主义者更理智的学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在美国和南联盟的冲突中倾向与支持南联盟就是“亢奋表演”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留学生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的利益与立场。
这样的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特别是甚至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其荒谬性与非理性我们实在不必赘言其详。如果朱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可是朱先生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我们又该怎样界定朱先生这种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呢？我这样讲只是表达一个真诚的困惑，并非要蓄意暗示什么。朱先生可以为美国南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多元历史记忆版本嗟赏感叹，为什么对同样多元的关于正义之认识的多元版本如此大惊小怪，以至于放弃了自己一向坚持的“有话好好说”的主张，把一些原本可以说得更好一些的话说得颇为刺耳呢？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原本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国冲突中，出于对霸权主义的反感，强烈地倾向于一个国家而反对另一个国家，这中间既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也没有利益共同体的种种计较，只是朴素的国际主义与自发的正义感，何至于便招致朱先生这样强烈的愤慨与鄙视呢？即便朱先生把这样的追问所向看作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许别人过问，我还是希望朱先生能扪心自问，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何至于劳烦朱先生在中国的思想界颇动肝火地冷言相向呢？这中间除了部分留学生可能存在的不很理智的情绪与缺乏理论修养的唐突之外，朱先生自己是否也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呢？朱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部分留学生的专横逻辑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弘扬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彻底性甚至不自觉的虚伪性呢？
诚然，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有“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的自由，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的这种所谓“亢奋表演”含有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倾向，那么我当然也无意否认朱先生有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自由，但是既然朱先生自己无法确定——他当然无法确定——部分留学生果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那么我以为，至少朱先生斥之为“亢奋表演”的姿态本身也不免有一些“亢奋表演”之嫌。朱先生也许忘记了，所谓的“抗北援南军”所谓的推迟访美的提议，都是针对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反应，是针对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的我慢的具体反响，并不是针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正因为此，朱先生的“亢奋表演”才因其无的放矢而尤其显出荒谬的亢奋。当然，比照朱先生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冷峻来，这种“亢奋表演”倒也未尝不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其实朱先生原本是个性情中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比较善感的人，他的很多文字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对待六八年那一代人的问题时，朱先生便显示出令人感动的一往情深，每次阅读那篇文字，我都能感受到朱先生浓得令人窒息的感情。这样一些善感的文字更衬托得朱先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冷峻异常突兀鲜明，如果这种冷峻的目光代表着真正客观的科学精神，那么我们只能为朱先生的冷峻喝彩，可是如果这种冷峻因结论与事实出入甚远而成为对是非感的冷漠，那么科学精神就不能成为民族意识淡薄的理由了。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精神是冷静与客观缺一不可的，因此没有客观的冷静只能是冷漠却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特别是这种冷漠的对象还是自己民族的屈辱历史时，这种脱离客观性的冷漠就更显得触目惊心了。这就是对当前的极端反民族主义思潮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对朱先生关于wto与马噶尔尼访华的讲演的进一步认识。
关于马嘎尔尼访华演讲中有关鸦片贸易的问题，我在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做了反驳，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聊做几点补充即可。在批判民族主义网站，有人强调尊重另类声音，尊重异端，对此我深表赞成，但是我以为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以及马噶尔尼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看法由于与事实相去过于遥远，因此不能算作异端和另类声音，只能算作谬见，特别是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而言，实在不至于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因此这些谬见更显得不容易被谅解。并不是所有的非主流的声音都有资格成为另类声音，如果它没能立足事实，没能试图比主流声音更接近于事实，那么它只能是一些胡话和呓语，恕我直言，撇开朱先生有可能蓄意歪曲事实的可能，朱先生关于马噶尔尼自由贸易以及鸦片贸易的说法实在只是一些胡话与呓语，相比之下，我倒觉得马克思的说法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堪称真正的异端与另类声音：“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鸦片贸易史）
对事实进行朱先生这样的曲解的确有几分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这中间不但克服了与事实相左的压力，还跨越了民族感情的掣肘，从理智上的约束与感情上的限制迈向这样的谬见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想象。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历史可以这样被“解构”的话，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给汪精卫翻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汪精卫身上没有体现出令现今一些“有识之士”厌恶的民族主义情绪来。遗憾的是，历史虽然不断地被文人愚弄，被权势强暴，但也的确不是可以随意愚弄与强暴的，就像没有人会为了反民族主义转而为汪精卫翻案一样，朱先生对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怪谈，终将因为其自身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情感维系而成为一次生动的笑谈。
上面这些简单事实都足资说明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倾向，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有关民族的历史中那样公然地违背事实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理智上与感情上的负担；也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部分留学生那样的事件中表现出那样强烈的情绪而在民族历史上的是非问题上表现得这般冷漠。
至此，想必有人会问：既然部分留学生的行为与民族主义情绪没有直接联系，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讨论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以在这里讨论一个不关涉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因为朱先生对这种行为极其反感，并且从朱先生的这种更近于非理性的反感中，我们更可见极端反民族主义的本质。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之提议的态度看来，朱先生的所谓反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暴露为一种反“反美”主义，尽管自由主义者一般习惯于说自己的反民族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排斥美国民主政治，但是实质上朱先生甚至连人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都不能容忍，可见这种反“反美”主义虽然打着弘扬民主的旗帜，其实是不准备容忍任何对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非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民主的旗帜至少在朱先生的手里变成了一种“美国碰不得”的代名词，似乎不知不觉间，美国的霸权主义连同美国的民主一同占据了朱先生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样就不难解释何以朱先生要很情绪化地对部分留学生冷言相向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对朱先生的这种对美国政治的扩大化倾慕提出质疑，所以我们至少不能排除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并不以朱先生的这种扩大化为不妥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们也不妨把推论尝试着扩大一些，从朱先生的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我们可见，大部分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其实只是一些反“反美”主义者，并且和那些固执的保守主义者把裹脚布也当作国粹一样，这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就本文的语境看是反“反美”主义者——也把霸权主义等行径看作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来呵护着，这种一个民主遮百丑的简单粗糙的思路其实和现代真正的民主政治精神是相去甚远的，它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其实来自于专制政治下的独断论与血统论，仿佛一个政体只要是民主的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推行霸权主义，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民主之外的领域是否合理。这个结论似乎颇令人觉得不快，也颇让人感到悲观，但是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的近于诋毁的态度中，我们难道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吗？
这种以民主为霸权主义开脱的蛮横逻辑便是一种以民主为标识的当代神话，是极端反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旗帜。他们从理论上或许还把民主作为一个相比之下弊端最少的政体，但是在感情上却把民主看成一种完美的政体，似乎民主幌子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这样说也许有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也要说我在迎合某种主流话语了，但是我不会为这些暗示性极强的诬蔑而怯于表达我的立场的）也像民主一样洁白无暇、光辉灿烂了，似乎谁要是胆敢出来反对强权和霸权就是悍然跳出来反对民主了。
遗憾的是，当年拿破仑在欧洲范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因此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火炬传遍欧洲，可是欧洲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却另有打算，即使他们不排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营养，也不打算因此容忍法国君主的统治，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那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可能令人不快，但是毕竟是一个事实，并且在民族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主主义这种普适的原则不能成为放弃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理由。
历史也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基本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往往成为宗主国的民主与藩国（率先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势必沦于藩国的境遇）的装饰性参与的混合怪物，在那里如果不展开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近似于宗主国的“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卖民族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充满激情，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民主不是什么政治神话，民主是人的政治权利，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主权的基本保证（基本的民族主义便是主权的基本的精神保证），他是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
虽然我说了这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但是回头看来我仍然觉得是些废话，我仍然觉得基本的民族主义是不需要论证其合理性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豪言壮语，我也就不再赘述了，最后我只想提出一个请求，请求那些因为仰慕西方的物质优势而有些迫不及待的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打开国门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可是我们打开门就足够了，求求你们这些理智的精英主义者，给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留下围墙吧，我们没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没有围墙这样的客观约束，我们的爱国主义或许会失去基本依托。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态度，也是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态度问题。因此这也不只是什么科学精神，而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与分寸。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朱先生纵论了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种种，随即笔锋一转，谈到上个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问题，朱先生说：“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文中朱先生意气用事地谈到了“装腔作势”、“拙劣姿态”与“亢奋表演”旗帜鲜明地从情绪上表达了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朴素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一种近乎国际主义的朴素立场的一概而论的深恶痛绝，适足具备了钟情于美国的基本特征，而其中一些判断也因其没有确切根据而突现了朱先生非理性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关于中国可以说不，我此前没有充分关注过，这本书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倒是在朋友那里见过，当时随手翻翻，觉得其中充斥着一些荒诞的历史知识与国际政治观点，放纵的笔触与恣意随心的思路将主题从一个民族的基本界限泛滥到沙文主义的地步，通篇透着时文的宣传与鼓动色彩，对中国的现实不但没有什么帮助，似乎也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冲击，所以浏览一下就把它当作普通的时文搁在一边了，那本书给我的总的印象的确有点儿装腔作势的感觉，只不过我不了解作者，更不了解他们的写书动机，也缺乏那本书之外的其它参照，因此不敢像朱先生这样断言他们是在装腔作势，我一般习惯于在不了解全面情形的情况下持保守的观点。我这样说不是暗示朱先生所谓的“装腔作势”缺乏根据，朱先生久在学术之中，想来对那些作者应该有更全面的了解。不过当时我的确是万没想到，这样一些狂热的并不具备充分代表性的偏见，后来竟成了反民族主义的主要靶子，也成了一些人走上极端的反民族主义的主要借口。
至于北大学生向克林顿提问时姿态是否拙劣，我的看法却和朱先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认为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虽然学生的姿态过于强硬，过于咄咄逼人，我也很难由于它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一个美国总统的本位而简单地目之为拙劣。当然我不否认这中间有民族情绪，我甚至不否认这中间有个别的“气人有，笑人无”的阴暗的嫉妒心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学生的态度中有对美国近几十年来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朴素的反感，由于学生的单纯与活跃，这种反感或许还没有被美国令许多人艳羡的物质优势冲淡，因此我认为学生的自发的朴素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可是将这些姿态笼统地目之为拙劣说起来也是一种拙劣的反馈。学生的姿态只能说明学生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不能说明学生的情绪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相反，对学生的朴素情绪责之甚苛，倒是地地道道的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使然。
至于朱先生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反感，严格说来和极端反民族主义有些出入。因为这所谓的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其实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任何民族主义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相反，这种“亢奋表演”实则发自一种朴素的近乎国际主义的立场，它是建构在对自己国家的自决权的基本认同之上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基本自决权的尊重，因此我所说的基本的民族主义与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并不形成必然的冲突，并且恰恰相反，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往往是这种朴素的国际主义的基础。
至于“部分留学生”的“亢奋表演”是否真的如朱先生所说是“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的结果，实在是难以像朱先生那样断言。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朱先生的主观意愿的成分要比真正的证据与逻辑运作的成分大得多。我们不能想象朱先生真正了解了那部分留学生是否真的“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我相信朱先生也提不出像样的证据说明那些留学生的判断果真和海外的多元报道没有关系。既然海外的报道是多元的，朱先生何以断定海外的报道中一定没有同情与倾向南联盟的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那“部分留学生”没有在“多元报道”的背景中选择反美的立场的自由呢？作为一个应该比极端民族主义者更理智的学者的朱先生，何以认为在美国和南联盟的冲突中倾向与支持南联盟就是“亢奋表演”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留学生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的利益与立场。
这样的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特别是甚至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其荒谬性与非理性我们实在不必赘言其详。如果朱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可是朱先生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我们又该怎样界定朱先生这种以美国的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呢？我这样讲只是表达一个真诚的困惑，并非要蓄意暗示什么。朱先生可以为美国南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多元历史记忆版本嗟赏感叹，为什么对同样多元的关于正义之认识的多元版本如此大惊小怪，以至于放弃了自己一向坚持的“有话好好说”的主张，把一些原本可以说得更好一些的话说得颇为刺耳呢？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原本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国冲突中，出于对霸权主义的反感，强烈地倾向于一个国家而反对另一个国家，这中间既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也没有利益共同体的种种计较，只是朴素的国际主义与自发的正义感，何至于便招致朱先生这样强烈的愤慨与鄙视呢？即便朱先生把这样的追问所向看作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许别人过问，我还是希望朱先生能扪心自问，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何至于劳烦朱先生在中国的思想界颇动肝火地冷言相向呢？这中间除了部分留学生可能存在的不很理智的情绪与缺乏理论修养的唐突之外，朱先生自己是否也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呢？朱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部分留学生的专横逻辑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弘扬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彻底性甚至不自觉的虚伪性呢？
诚然，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有“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的自由，既然我认为部分留学生的这种所谓“亢奋表演”含有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倾向，那么我当然也无意否认朱先生有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自由，但是既然朱先生自己无法确定——他当然无法确定——部分留学生果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那么我以为，至少朱先生斥之为“亢奋表演”的姿态本身也不免有一些“亢奋表演”之嫌。朱先生也许忘记了，所谓的“抗北援南军”所谓的推迟访美的提议，都是针对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反应，是针对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的我慢的具体反响，并不是针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正因为此，朱先生的“亢奋表演”才因其无的放矢而尤其显出荒谬的亢奋。当然，比照朱先生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冷峻来，这种“亢奋表演”倒也未尝不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其实朱先生原本是个性情中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比较善感的人，他的很多文字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对待六八年那一代人的问题时，朱先生便显示出令人感动的一往情深，每次阅读那篇文字，我都能感受到朱先生浓得令人窒息的感情。这样一些善感的文字更衬托得朱先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冷峻异常突兀鲜明，如果这种冷峻的目光代表着真正客观的科学精神，那么我们只能为朱先生的冷峻喝彩，可是如果这种冷峻因结论与事实出入甚远而成为对是非感的冷漠，那么科学精神就不能成为民族意识淡薄的理由了。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精神是冷静与客观缺一不可的，因此没有客观的冷静只能是冷漠却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特别是这种冷漠的对象还是自己民族的屈辱历史时，这种脱离客观性的冷漠就更显得触目惊心了。这就是对当前的极端反民族主义思潮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对朱先生关于wto与马噶尔尼访华的讲演的进一步认识。
关于马嘎尔尼访华演讲中有关鸦片贸易的问题，我在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做了反驳，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聊做几点补充即可。在批判民族主义网站，有人强调尊重另类声音，尊重异端，对此我深表赞成，但是我以为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以及马噶尔尼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看法由于与事实相去过于遥远，因此不能算作异端和另类声音，只能算作谬见，特别是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而言，实在不至于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因此这些谬见更显得不容易被谅解。并不是所有的非主流的声音都有资格成为另类声音，如果它没能立足事实，没能试图比主流声音更接近于事实，那么它只能是一些胡话和呓语，恕我直言，撇开朱先生有可能蓄意歪曲事实的可能，朱先生关于马噶尔尼自由贸易以及鸦片贸易的说法实在只是一些胡话与呓语，相比之下，我倒觉得马克思的说法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堪称真正的异端与另类声音：“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鸦片贸易史）
对事实进行朱先生这样的曲解的确有几分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这中间不但克服了与事实相左的压力，还跨越了民族感情的掣肘，从理智上的约束与感情上的限制迈向这样的谬见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想象。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历史可以这样被“解构”的话，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给汪精卫翻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汪精卫身上没有体现出令现今一些“有识之士”厌恶的民族主义情绪来。遗憾的是，历史虽然不断地被文人愚弄，被权势强暴，但也的确不是可以随意愚弄与强暴的，就像没有人会为了反民族主义转而为汪精卫翻案一样，朱先生对鸦片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怪谈，终将因为其自身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情感维系而成为一次生动的笑谈。
上面这些简单事实都足资说明朱先生的极端反民族主义倾向，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有关民族的历史中那样公然地违背事实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理智上与感情上的负担；也只有一个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才会在部分留学生那样的事件中表现出那样强烈的情绪而在民族历史上的是非问题上表现得这般冷漠。
至此，想必有人会问：既然部分留学生的行为与民族主义情绪没有直接联系，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讨论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以在这里讨论一个不关涉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因为朱先生对这种行为极其反感，并且从朱先生的这种更近于非理性的反感中，我们更可见极端反民族主义的本质。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之提议的态度看来，朱先生的所谓反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暴露为一种反“反美”主义，尽管自由主义者一般习惯于说自己的反民族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排斥美国民主政治，但是实质上朱先生甚至连人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都不能容忍，可见这种反“反美”主义虽然打着弘扬民主的旗帜，其实是不准备容忍任何对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非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民主的旗帜至少在朱先生的手里变成了一种“美国碰不得”的代名词，似乎不知不觉间，美国的霸权主义连同美国的民主一同占据了朱先生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样就不难解释何以朱先生要很情绪化地对部分留学生冷言相向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对朱先生的这种对美国政治的扩大化倾慕提出质疑，所以我们至少不能排除其它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并不以朱先生的这种扩大化为不妥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们也不妨把推论尝试着扩大一些，从朱先生的以美国利益与立场为准绳的立场我们可见，大部分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其实只是一些反“反美”主义者，并且和那些固执的保守主义者把裹脚布也当作国粹一样，这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就本文的语境看是反“反美”主义者——也把霸权主义等行径看作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来呵护着，这种一个民主遮百丑的简单粗糙的思路其实和现代真正的民主政治精神是相去甚远的，它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其实来自于专制政治下的独断论与血统论，仿佛一个政体只要是民主的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推行霸权主义，便不必计较它是否在民主之外的领域是否合理。这个结论似乎颇令人觉得不快，也颇让人感到悲观，但是从朱先生对部分留学生的近于诋毁的态度中，我们难道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吗？
这种以民主为霸权主义开脱的蛮横逻辑便是一种以民主为标识的当代神话，是极端反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旗帜。他们从理论上或许还把民主作为一个相比之下弊端最少的政体，但是在感情上却把民主看成一种完美的政体，似乎民主幌子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这样说也许有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也要说我在迎合某种主流话语了，但是我不会为这些暗示性极强的诬蔑而怯于表达我的立场的）也像民主一样洁白无暇、光辉灿烂了，似乎谁要是胆敢出来反对强权和霸权就是悍然跳出来反对民主了。
遗憾的是，当年拿破仑在欧洲范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因此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火炬传遍欧洲，可是欧洲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却另有打算，即使他们不排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营养，也不打算因此容忍法国君主的统治，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那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可能令人不快，但是毕竟是一个事实，并且在民族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主主义这种普适的原则不能成为放弃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理由。
历史也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基本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往往成为宗主国的民主与藩国（率先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势必沦于藩国的境遇）的装饰性参与的混合怪物，在那里如果不展开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近似于宗主国的“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卖民族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充满激情，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民主不是什么政治神话，民主是人的政治权利，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主权的基本保证（基本的民族主义便是主权的基本的精神保证），他是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
虽然我说了这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但是回头看来我仍然觉得是些废话，我仍然觉得基本的民族主义是不需要论证其合理性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豪言壮语，我也就不再赘述了，最后我只想提出一个请求，请求那些因为仰慕西方的物质优势而有些迫不及待的极端反民族主义者：打开国门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可是我们打开门就足够了，求求你们这些理智的精英主义者，给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留下围墙吧，我们没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没有围墙这样的客观约束，我们的爱国主义或许会失去基本依托。这个要求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