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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伯杜正相曾经在高楼人民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与甘礼禄(原书记，因犯错误处于留党察看期）、冉瑞应（副书记）、孙继才（副书记）在一起工作。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孙斗硬，冉老汃（pa方言：软的意思。），甘好干，杜当家。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一班人的特性和形象。
他1936年3月8日生于天元乡天元村，读小学4年后辍学，1957年8月在天元乡参加工作，任乡农技员（在巫溪县农校学习一年）；1958年8月回乡参加大炼钢铁，到新华村铁厂工作2个月；赶上当年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任公社青年干事兼公安员；1962年精兵简政，减少了接近50 ％的人员，他不但没列入精简人员，反而提拔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64年1月提拔为主任；1965年7月调西宁区供销社任党组书记；1971年5月调高楼人民公社任革委会主任（不设党委书记，1966年5月至1971年10月取消了党的地方领导。）；1971年10月撤销革委会，任高楼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2月调西宁区农机站任站长；1976年7月调和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张文华任书记）；1978年8月调高楼公社任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调天元公社任党委书记；1983年4月恢复乡政权机构，任天元乡党委书记；1987年12月调西宁区公所任多种经营生产办公室主任（兼扶贫办主任）；1994年5月退休。
他曾多次被县区表彰奖励，他说：先前的奖状或荣誉证书都没有保存，最后几次的还能看到：1972年高楼公社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公社，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当年高楼没吃国家的反销粮；1982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县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1981—1990年）建设全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先进个人。
我与大伯经常在一起拉家常，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他是我工作上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退休后住在县城，在西门农业银行住了8年时间，2010年搬到赵家坝居住。要写他的事迹和所见所闻，只能用长篇报告文学来表达，为了省去朋友们读长文章的疲劳之苦，今天只好择其要而言之，将大伯经历的事情讲以下几个小片段。
大伯说：瞎指挥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千万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
1960年大春播种季节，在“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岁月里，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细作，地挖1尺8寸深，泥土要锄细，亩用万斤农家肥，亩产过万斤，上面说一，下面不敢说二，依样画瓢，照上级的指示，眼看季节就要过去了，庄稼一半都没种下去，怎么办呢？西宁区的区委书记卢海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工农干部（没文化），不敢违抗上级的指示精神。区委副书记姚伯高着急了，他冒着风险徒步到各公社找到党委书记单线联系：抓紧按传统方法把大春播种搞下去，不然当年一半以上的土地的大春生产就过时了，只许做，不许说。公社书记又到各大队巡回与村主任进行单线联系。这样才把当年的大春生产草率地完成。不然，这一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性情刚直，好打抱不平
1964年7月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后，高楼、天元、和平、土城4个公社的同志坐车到文峰镇投宿供销旅馆，第二天要翻跃红池坝大山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当晚缴了住宿费，服务员在安排房间时把和平公社的李远富同志安排到一间又黑又小的下等房间里，其余的都安排得比较好，大伙儿进了房间，怎么就没看到李某呀？互相一问才发现问题，服务员以貌取人，看到李书记包根帕子，穿件很普通的衣服，完全是个农民打扮。于是，高楼公社书记杜正相带头找服务员要道理，又不是没有好的床位，一样付的住宿费，怎么两样对待呢？质问服务员为什么这样狗眼看人低？弄得服务人员理屈词穷，连连赔礼道歉，赶忙将李书记换到好的床位。
大伯顶撞领导，不接受虚报浮夸的空头指标
1974年，巫溪县为了申报“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标兵县，从县到区到乡兴起了虚报浮夸风，当年年报统计上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在县里开会，分区讨论时，把当年的粮食产量的指标分配到各乡，要各乡在搞年报时只准大于下达的指标。高楼乡当年全公社各大队纹斤纹两用称称过的粮食总共110多万公斤，人均250多公斤，区委下达的年报指标是170万公斤，悬殊60万公斤，这影响到春荒季节申请饥荒粮保老百姓的生命的大问题。作为高楼公社的党委书记杜正相掂量了自己的责任，他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是就与区委胡书记顶撞起来，不接受分配的这个年报指标。当时搞得区委书记骑虎难下。区委书记说：你杜正相想回到孔老二那个时代去呀？（当年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杜正相大伯毫不示弱，反辱相讥：你是读书人，你是巫溪出名的孔夫子，你知道啊？领导的态度只好软下来，土城公社党委书记陶应经和中梁公社党委书记谭绍成出面打圆场，各多承担了5万公斤产量，高楼承担了160万公斤粮食产量年报任务，结束了一场不愉快地争论。
大伯回忆说：农村实行... -->>
我的大伯杜正相曾经在高楼人民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与甘礼禄(原书记，因犯错误处于留党察看期）、冉瑞应（副书记）、孙继才（副书记）在一起工作。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孙斗硬，冉老汃（pa方言：软的意思。），甘好干，杜当家。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一班人的特性和形象。
他1936年3月8日生于天元乡天元村，读小学4年后辍学，1957年8月在天元乡参加工作，任乡农技员（在巫溪县农校学习一年）；1958年8月回乡参加大炼钢铁，到新华村铁厂工作2个月；赶上当年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任公社青年干事兼公安员；1962年精兵简政，减少了接近50 ％的人员，他不但没列入精简人员，反而提拔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64年1月提拔为主任；1965年7月调西宁区供销社任党组书记；1971年5月调高楼人民公社任革委会主任（不设党委书记，1966年5月至1971年10月取消了党的地方领导。）；1971年10月撤销革委会，任高楼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2月调西宁区农机站任站长；1976年7月调和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张文华任书记）；1978年8月调高楼公社任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调天元公社任党委书记；1983年4月恢复乡政权机构，任天元乡党委书记；1987年12月调西宁区公所任多种经营生产办公室主任（兼扶贫办主任）；1994年5月退休。
他曾多次被县区表彰奖励，他说：先前的奖状或荣誉证书都没有保存，最后几次的还能看到：1972年高楼公社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公社，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当年高楼没吃国家的反销粮；1982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县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1981—1990年）建设全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先进个人。
我与大伯经常在一起拉家常，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他是我工作上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退休后住在县城，在西门农业银行住了8年时间，2010年搬到赵家坝居住。要写他的事迹和所见所闻，只能用长篇报告文学来表达，为了省去朋友们读长文章的疲劳之苦，今天只好择其要而言之，将大伯经历的事情讲以下几个小片段。
大伯说：瞎指挥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千万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
1960年大春播种季节，在“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岁月里，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细作，地挖1尺8寸深，泥土要锄细，亩用万斤农家肥，亩产过万斤，上面说一，下面不敢说二，依样画瓢，照上级的指示，眼看季节就要过去了，庄稼一半都没种下去，怎么办呢？西宁区的区委书记卢海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工农干部（没文化），不敢违抗上级的指示精神。区委副书记姚伯高着急了，他冒着风险徒步到各公社找到党委书记单线联系：抓紧按传统方法把大春播种搞下去，不然当年一半以上的土地的大春生产就过时了，只许做，不许说。公社书记又到各大队巡回与村主任进行单线联系。这样才把当年的大春生产草率地完成。不然，这一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性情刚直，好打抱不平
1964年7月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后，高楼、天元、和平、土城4个公社的同志坐车到文峰镇投宿供销旅馆，第二天要翻跃红池坝大山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当晚缴了住宿费，服务员在安排房间时把和平公社的李远富同志安排到一间又黑又小的下等房间里，其余的都安排得比较好，大伙儿进了房间，怎么就没看到李某呀？互相一问才发现问题，服务员以貌取人，看到李书记包根帕子，穿件很普通的衣服，完全是个农民打扮。于是，高楼公社书记杜正相带头找服务员要道理，又不是没有好的床位，一样付的住宿费，怎么两样对待呢？质问服务员为什么这样狗眼看人低？弄得服务人员理屈词穷，连连赔礼道歉，赶忙将李书记换到好的床位。
大伯顶撞领导，不接受虚报浮夸的空头指标
1974年，巫溪县为了申报“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标兵县，从县到区到乡兴起了虚报浮夸风，当年年报统计上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在县里开会，分区讨论时，把当年的粮食产量的指标分配到各乡，要各乡在搞年报时只准大于下达的指标。高楼乡当年全公社各大队纹斤纹两用称称过的粮食总共110多万公斤，人均250多公斤，区委下达的年报指标是170万公斤，悬殊60万公斤，这影响到春荒季节申请饥荒粮保老百姓的生命的大问题。作为高楼公社的党委书记杜正相掂量了自己的责任，他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是就与区委胡书记顶撞起来，不接受分配的这个年报指标。当时搞得区委书记骑虎难下。区委书记说：你杜正相想回到孔老二那个时代去呀？（当年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杜正相大伯毫不示弱，反辱相讥：你是读书人，你是巫溪出名的孔夫子，你知道啊？领导的态度只好软下来，土城公社党委书记陶应经和中梁公社党委书记谭绍成出面打圆场，各多承担了5万公斤产量，高楼承担了160万公斤粮食产量年报任务，结束了一场不愉快地争论。
大伯回忆说：农村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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