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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不行，再去烫酒。”烫酒的壶一次只能烫三碗，背不住他这样喝。他也懒得等烫酒了，干脆把酒坛子搬到跟前来，直接往碗里倒。就这样，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也不知喝了多久，硬是把两斗包谷的酒给喝完了。当他还在找酒的时候，发现他舅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梭到桌底子下去了。
这时我插话到：“这算是你喝的第一顿酒吧？”
他说：“是的。”
“那你第二顿酒呢？”我又问道。
他接着讲，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在中梁子上他遇到了本村的杨根生，杨根生挑着一担年货往家走。杨根生属曾孙辈的了，见朱哈兴迎面走来，赶紧放下担子招呼他。闲谝了几句后，杨根生问朱哈兴喝不喝酒，他买的有“瓶子酒”准备过年喝的。“瓶子酒”就是有正规包装的酒。那时候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瓶子酒”相对于农村自家酿的甜杆酒、散装酒而言就是好酒的代名词了。
朱哈兴便说：“正好，我有点儿渴了，就拿一瓶给我尝尝吧。”
杨根生就取了一瓶递给朱哈兴。朱哈兴接过酒，用嘴咬掉瓶盖，对着瓶子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完了，真当喝凉水似的。喝完一瓶后，他又问杨根生：“还有没有？再给我一瓶。”
杨根生没办法，只好把剩下的一瓶也给了他。他又是那样一口就喝干了，喝完后，抹了抹嘴说：“要是再有一瓶就好了”
那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酒，可也是高度烈性酒啊。我连忙插话到：“这就是你说的半顿酒吧？”
他眼睛一瞪：“那是尝酒嘛，怎么能算半顿？”我的天！两瓶酒，还只是尝酒！
接着他又讲。他们这一带，多数家庭都有自己酿酒的习惯。有一年腊月，他路过一姓陈的农户家。这家算是当地比较殷实的人家，粮食充裕，所以酿起酒来，那排场也大。那天他路过时，这家在门前支了两口大天锅1正在酿包谷酒。主人见他路过，连忙招呼让他到家坐。他也不客气，就站在那儿看人家酿酒。这时酒已接了大半坛子了，主人就讨好地说：“表叔（其实与他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一带农村为了套近乎，对长辈都这么称呼），你要不要尝点儿才出锅的头曲酒？”
他答到：“那看你舍不舍得。”
“看表叔说的，你要喝酒，有啥舍不得的？”于是，主人用一个竹筒做的酒舀子，给他舀了一杯递给他，他却没接，说道“你要舍得我喝，我就自己来。”主人说“那好吧，你自己来。”朱哈兴嫌那酒舀子太小了，便在灶边的水桶里拿起水瓢，自个儿用瓢舀到喝。只几瓢就把大半坛子酒喝得差不多了。主人见他这么大年龄了，喝起这头曲酒却像喝凉水似的，生怕他喝醉了出意外，可又不好说不让他喝。便委婉地说：“表叔，这是寡酒，你又是空肚子，等会儿炒几个菜，我们爷儿俩再好好喝。”
朱哈兴一听就不高兴了，便说：“酒都不要我喝，还吃个啥饭？不喝了，走！”他把水瓢一扔就走了。吓得主人以为朱哈兴喝醉了，赶紧叫了两个小伙子把他招呼着。
说到这儿，朱哈兴嘿嘿一笑：“他们以为我真的喝醉了，其实我走路连晃也没晃一下嘛。”
我连忙接到：“哎，这算是第二顿酒吧？”
朱哈兴一脸的不屑“这怎么能算一顿呢？又没喝饱，最多只能算半顿。”
我说：“你都喝了半坛子酒，真要你再喝，你喝得下去吗？”
他不无得意地说：“那算啥。解放那一年，解放军在我们九条沟开荒种地。薅包谷草的时候，他们人手不够，请我们当地农民去帮忙。给解放军干活，他们管饭。那天我去帮忙，早上吃的是蒸馍。解放军蒸的馍又白又大，一个怕有半斤重吧，我一连吃了十三个蒸馍，还吃了一盆炒肉丝。那个炊事班长吓坏了，怕我把肚子撑破了，叫我歇一会儿再吃。我当时就火了：连饭都不让我吃，我还做啥活？起身就走了。他们哪里晓得，我肚子上三个折折，才起来两个嘛。”
接着他就讲他喝的第二顿酒。西坪有个叫陈志山的人是个大酒醢，能喝得很。他听朱哈兴亲戚说，朱哈兴比他还能喝，心里就不服，总想找个机会和他比个高低。那一年，他到西坪给人家干活，正好遇到这个陈志山，陈志山说，听说你能喝酒，我家刚新酿了三斗包谷的酒，要不要到我家打个赌？朱哈兴虽然没有酒瘾，可谁要是跟他打赌，他也不含糊，便欣然允诺。到陈志山家后，陈志山也没炒下酒菜，把装着三斗包谷酒的酒坛子全搬到堂屋里。拿出两个碗说：“我们就这样一人一碗地喝，谁喊叫喝不得了，算谁输。”于是，两个人一人抱一个坛子，你倒一碗，我也倒一碗；你喝一碗，我也喝一碗。不一会儿，三斗包谷的酒就剩不多了。陈志山也算狠，舌头都转不过弯了，还在和他较劲。还没等一坛子酒喝完，陈志山就一个跟跄倒下去了。
朱哈兴讲到这里我急忙插嘴到：“这回你也差不多了吧？”
他却轻松地说：“陈志山倒了后，我还把我那一坛子喝完了。看热闹的人以为我也醉了，可我还照样到地里去干活，路上连偏也没偏一下嘛。陈志山却一连睡了三天才起来。”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房东说让他喝酒是糟蹋了的意思。
3、“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
在这大山里头，农户之间相距很远。说是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的，其实一家与另一家之间有时候相距都有上十里路。朱哈兴家住的那个地方，靠近一个叫天柱山的山峰底下，周围全是密密匝匝的树林，方圆二十多里路之内都没人烟。按照路教工作组的安排，我们得一户一户的清理农户的自留地，要是多占了的话，就得“割资本主义尾巴”
听生产队长讲，这个朱哈兴，每年都要在自己家门前的小沟里修一块水田。按照当时的要求，这属于多占耕地，因此他修一块，队上发现了就收一块。把他的地收了，他不吵也不闹。等人家走了，他又接着修。这些年，他一个人在这山上都修了七八亩水田了，都让队上给收了，可他还在修。也不知他一个人是怎么干的，那么大的石头，他硬是把它砌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地。他修的田，从来没有被水冲垮过。
既然知道有这么个爱多占耕地的人，我们当然得去看看。
我们工作组和生产队队长一行人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朱哈兴的家。他的家，就挂在那个山坡上。其实，那叫什么家哟，三间茅草房，有两间都已开了个大大的“天窗”房子连一道像样的门都没有。他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儿子嫌这地方太偏僻，也早都搬到山下去住了，可他却死活哪儿都不去，硬要守着这个家。我们来到的时候，老汉正在房屋旁边的一个石岩上做着什么。见有那么多人到他家来，就赶紧往回走。紧靠石岩旁边是一块小山坡，到底是人老了，眼也花了，手脚也不灵便了。他从石岩上下到土坡上时，由于没站稳，一个趔趄便滚倒了。老汉的背本来就驼得厉害，腿也弯了。身子一倒地，人就像个石滚子似的，咕噜咕噜一下子就滚到石岩下边的小路上来了。我们一行人正在说话，忽然看见老汉摔倒了，接着又像滚石磨似的往下滚，吓得我们赶紧往石岩跟前跑。等我们跑到老汉跟前时，朱哈兴已经爬起来了，看见我们，他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把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的事，他却轻松得变成了少走几步路！那小土坡虽说不长，也有六七丈吧，要不是下面有一条小路横在那里，他可能就滚到山崖下面去了。听老汉那样一说，我们还真是哭笑不得。
我的同事就问：“你这么大岁数了，到那石岩上干啥？”他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在修房子。我们就奇怪了，你现在的房子都破成那样了你不修，在石岩上修什么房子？他看出我们的疑虑，就补充说：“那是修给自己将来死了住的房子。”这时我们才认真的看了一下，那块岩石上下都突出来不少，中间凹陷进去了，现在他已用石头将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砌了起来，只留了一道勉强能容身的“门”他刚才正在对砌好的“墙”进行检查加固。
我们还是不明白，这里的人死了都是要装到寿枋里埋到土里边的，那叫“入土为安”嘛，哪有埋到石岩上的呀。我就说：“即使你死了要埋到石岩上，你留那么小个门，那寿枋咋塞得进去呢？”他对我们说：“我将来不要寿枋啊。儿子给我准备做寿枋的木料，我都捐给学校，让他们修学校跟前那座桥了，免得娃儿们冬天上学从水里趟来趟去的受罪。我死了，让他们把我塞到石岩里头，用石头把门一封就行了。又省木头又省地，多好啊。”
这真是个怪老头啊！
我们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只住了半年，离开那里后再也没有去过。老汉后来是不是真按他的想法埋到了石岩上，不得而知。
（注：1天锅，酿酒的器具。）
我喝。不行，再去烫酒。”烫酒的壶一次只能烫三碗，背不住他这样喝。他也懒得等烫酒了，干脆把酒坛子搬到跟前来，直接往碗里倒。就这样，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他一碗，他舅哥一杯，也不知喝了多久，硬是把两斗包谷的酒给喝完了。当他还在找酒的时候，发现他舅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梭到桌底子下去了。
这时我插话到：“这算是你喝的第一顿酒吧？”
他说：“是的。”
“那你第二顿酒呢？”我又问道。
他接着讲，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在中梁子上他遇到了本村的杨根生，杨根生挑着一担年货往家走。杨根生属曾孙辈的了，见朱哈兴迎面走来，赶紧放下担子招呼他。闲谝了几句后，杨根生问朱哈兴喝不喝酒，他买的有“瓶子酒”准备过年喝的。“瓶子酒”就是有正规包装的酒。那时候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瓶子酒”相对于农村自家酿的甜杆酒、散装酒而言就是好酒的代名词了。
朱哈兴便说：“正好，我有点儿渴了，就拿一瓶给我尝尝吧。”
杨根生就取了一瓶递给朱哈兴。朱哈兴接过酒，用嘴咬掉瓶盖，对着瓶子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完了，真当喝凉水似的。喝完一瓶后，他又问杨根生：“还有没有？再给我一瓶。”
杨根生没办法，只好把剩下的一瓶也给了他。他又是那样一口就喝干了，喝完后，抹了抹嘴说：“要是再有一瓶就好了”
那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酒，可也是高度烈性酒啊。我连忙插话到：“这就是你说的半顿酒吧？”
他眼睛一瞪：“那是尝酒嘛，怎么能算半顿？”我的天！两瓶酒，还只是尝酒！
接着他又讲。他们这一带，多数家庭都有自己酿酒的习惯。有一年腊月，他路过一姓陈的农户家。这家算是当地比较殷实的人家，粮食充裕，所以酿起酒来，那排场也大。那天他路过时，这家在门前支了两口大天锅1正在酿包谷酒。主人见他路过，连忙招呼让他到家坐。他也不客气，就站在那儿看人家酿酒。这时酒已接了大半坛子了，主人就讨好地说：“表叔（其实与他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一带农村为了套近乎，对长辈都这么称呼），你要不要尝点儿才出锅的头曲酒？”
他答到：“那看你舍不舍得。”
“看表叔说的，你要喝酒，有啥舍不得的？”于是，主人用一个竹筒做的酒舀子，给他舀了一杯递给他，他却没接，说道“你要舍得我喝，我就自己来。”主人说“那好吧，你自己来。”朱哈兴嫌那酒舀子太小了，便在灶边的水桶里拿起水瓢，自个儿用瓢舀到喝。只几瓢就把大半坛子酒喝得差不多了。主人见他这么大年龄了，喝起这头曲酒却像喝凉水似的，生怕他喝醉了出意外，可又不好说不让他喝。便委婉地说：“表叔，这是寡酒，你又是空肚子，等会儿炒几个菜，我们爷儿俩再好好喝。”
朱哈兴一听就不高兴了，便说：“酒都不要我喝，还吃个啥饭？不喝了，走！”他把水瓢一扔就走了。吓得主人以为朱哈兴喝醉了，赶紧叫了两个小伙子把他招呼着。
说到这儿，朱哈兴嘿嘿一笑：“他们以为我真的喝醉了，其实我走路连晃也没晃一下嘛。”
我连忙接到：“哎，这算是第二顿酒吧？”
朱哈兴一脸的不屑“这怎么能算一顿呢？又没喝饱，最多只能算半顿。”
我说：“你都喝了半坛子酒，真要你再喝，你喝得下去吗？”
他不无得意地说：“那算啥。解放那一年，解放军在我们九条沟开荒种地。薅包谷草的时候，他们人手不够，请我们当地农民去帮忙。给解放军干活，他们管饭。那天我去帮忙，早上吃的是蒸馍。解放军蒸的馍又白又大，一个怕有半斤重吧，我一连吃了十三个蒸馍，还吃了一盆炒肉丝。那个炊事班长吓坏了，怕我把肚子撑破了，叫我歇一会儿再吃。我当时就火了：连饭都不让我吃，我还做啥活？起身就走了。他们哪里晓得，我肚子上三个折折，才起来两个嘛。”
接着他就讲他喝的第二顿酒。西坪有个叫陈志山的人是个大酒醢，能喝得很。他听朱哈兴亲戚说，朱哈兴比他还能喝，心里就不服，总想找个机会和他比个高低。那一年，他到西坪给人家干活，正好遇到这个陈志山，陈志山说，听说你能喝酒，我家刚新酿了三斗包谷的酒，要不要到我家打个赌？朱哈兴虽然没有酒瘾，可谁要是跟他打赌，他也不含糊，便欣然允诺。到陈志山家后，陈志山也没炒下酒菜，把装着三斗包谷酒的酒坛子全搬到堂屋里。拿出两个碗说：“我们就这样一人一碗地喝，谁喊叫喝不得了，算谁输。”于是，两个人一人抱一个坛子，你倒一碗，我也倒一碗；你喝一碗，我也喝一碗。不一会儿，三斗包谷的酒就剩不多了。陈志山也算狠，舌头都转不过弯了，还在和他较劲。还没等一坛子酒喝完，陈志山就一个跟跄倒下去了。
朱哈兴讲到这里我急忙插嘴到：“这回你也差不多了吧？”
他却轻松地说：“陈志山倒了后，我还把我那一坛子喝完了。看热闹的人以为我也醉了，可我还照样到地里去干活，路上连偏也没偏一下嘛。陈志山却一连睡了三天才起来。”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房东说让他喝酒是糟蹋了的意思。
3、“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
在这大山里头，农户之间相距很远。说是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的，其实一家与另一家之间有时候相距都有上十里路。朱哈兴家住的那个地方，靠近一个叫天柱山的山峰底下，周围全是密密匝匝的树林，方圆二十多里路之内都没人烟。按照路教工作组的安排，我们得一户一户的清理农户的自留地，要是多占了的话，就得“割资本主义尾巴”
听生产队长讲，这个朱哈兴，每年都要在自己家门前的小沟里修一块水田。按照当时的要求，这属于多占耕地，因此他修一块，队上发现了就收一块。把他的地收了，他不吵也不闹。等人家走了，他又接着修。这些年，他一个人在这山上都修了七八亩水田了，都让队上给收了，可他还在修。也不知他一个人是怎么干的，那么大的石头，他硬是把它砌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地。他修的田，从来没有被水冲垮过。
既然知道有这么个爱多占耕地的人，我们当然得去看看。
我们工作组和生产队队长一行人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朱哈兴的家。他的家，就挂在那个山坡上。其实，那叫什么家哟，三间茅草房，有两间都已开了个大大的“天窗”房子连一道像样的门都没有。他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儿子嫌这地方太偏僻，也早都搬到山下去住了，可他却死活哪儿都不去，硬要守着这个家。我们来到的时候，老汉正在房屋旁边的一个石岩上做着什么。见有那么多人到他家来，就赶紧往回走。紧靠石岩旁边是一块小山坡，到底是人老了，眼也花了，手脚也不灵便了。他从石岩上下到土坡上时，由于没站稳，一个趔趄便滚倒了。老汉的背本来就驼得厉害，腿也弯了。身子一倒地，人就像个石滚子似的，咕噜咕噜一下子就滚到石岩下边的小路上来了。我们一行人正在说话，忽然看见老汉摔倒了，接着又像滚石磨似的往下滚，吓得我们赶紧往石岩跟前跑。等我们跑到老汉跟前时，朱哈兴已经爬起来了，看见我们，他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又少走几步路了！”把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的事，他却轻松得变成了少走几步路！那小土坡虽说不长，也有六七丈吧，要不是下面有一条小路横在那里，他可能就滚到山崖下面去了。听老汉那样一说，我们还真是哭笑不得。
我的同事就问：“你这么大岁数了，到那石岩上干啥？”他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在修房子。我们就奇怪了，你现在的房子都破成那样了你不修，在石岩上修什么房子？他看出我们的疑虑，就补充说：“那是修给自己将来死了住的房子。”这时我们才认真的看了一下，那块岩石上下都突出来不少，中间凹陷进去了，现在他已用石头将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砌了起来，只留了一道勉强能容身的“门”他刚才正在对砌好的“墙”进行检查加固。
我们还是不明白，这里的人死了都是要装到寿枋里埋到土里边的，那叫“入土为安”嘛，哪有埋到石岩上的呀。我就说：“即使你死了要埋到石岩上，你留那么小个门，那寿枋咋塞得进去呢？”他对我们说：“我将来不要寿枋啊。儿子给我准备做寿枋的木料，我都捐给学校，让他们修学校跟前那座桥了，免得娃儿们冬天上学从水里趟来趟去的受罪。我死了，让他们把我塞到石岩里头，用石头把门一封就行了。又省木头又省地，多好啊。”
这真是个怪老头啊！
我们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只住了半年，离开那里后再也没有去过。老汉后来是不是真按他的想法埋到了石岩上，不得而知。
（注：1天锅，酿酒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