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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是靠工资吃饭的工人，我祖父是个坐馆的先生，合德镇当初只有永胜圩子里几户人家的时候，我祖父就从老家的乡下“下”周镇来谋生了。我说“下”其实包含着当时人的看法。就像西欧人根据离他们欧洲的远近将亚洲的地域界定为近东、远东一样，骨子里含着轻视的态度。那时的海河人将去枫县称着“上”枫县，而把去周镇称着“下”周镇。
我的祖父当时“下”周镇，据说是因为书呆子脾性，上了贩大布的枫县蛮子的当。大布就是枫县人手工织的大粗布，纯棉的质地，花色很单一。虽然它的做工很粗糙，但洗了几水过后，便变得很柔软，靠身的感觉很舒服，而且都是当地农民利用农闲个体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低，所以价格很便宜。在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随着枫县人章锋在我们家乡大兴植棉、轻纺，这种布在我们家乡一度很畅销。我的祖父时年大概刚过而立，是家中六弟兄中的老幺，曾祖父在世时六兄弟就分家单过，据我父亲说老弟兄六个每户一百亩地、一部风车。我的祖父一直读书，而且在分房前后我的大奶奶刚过世，我奶奶还没有续弦，所以分家时，祖父带着和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大伯父还和我的曾祖父过。大伯父那时才两、三岁，由我的曾祖母抚养。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祖父还在大树下乘荫凉，生计的紧迫，在他的脑中还没有概念。他是老式的读书人，念得是四书五经，上世纪初在中国刚刚废除了科举，他出身在十分闭塞的海隅农村，而且从他以后的行事做人来看思想也不会多通达，人情也不会多练达。他原先只指望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将来搏个功名，做个体面的乡间坤士，却不曾想睛天里一个霹雳，原先搭乘惯的熟车道，突然间嘎然而止，硬生生的分叉改道，驶向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天地。
我的祖父一下子变得百无一用，再加之我的大奶奶刚刚过世，他当时肯定是很痛苦的。时间的淌逝，苍白了我的曾祖父母舔犊的忧楚，但从我父亲后来的讲述中，还是可以想见当日我的曾祖父是如何的纵容我祖父的沉沦和散逸。祖父还是读他那些无用的书，只到三年以后，才由我的曾祖父作主，续弦了沟墩街上姚虎子药铺掌柜的二女儿，就是我的奶奶。我父亲回忆他外家鼎盛时，不但药材铺面沟墩街上上数，而且家中还有个烧酒作坊。芦秫作原料酿成的烧酒舀一瓢喝下去也醉不歪人。但很奇怪，我父亲天生滴酒不沾，只到有一年夏天我烂醉在河滩的茅草丛里睡了半夜，我母亲犯了愁，守着不醒人事的我，不断重复地问我父亲怎么不喝酒的老子偏偏生了个烂酒的儿子。一向木讷的父亲才语出惊人地说出了“三代不离舅家门”的老话。原来他的几个舅舅都是好酒量，顶小的老舅眼睛都喝瞎了。
祖父娶了这门亲事，过了几年消停日子。我的曾祖父母大概就是这时期去世的。用公历纪年，大约是1920－－1925年之间的事情。我的祖父已年将不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生计的压力渐重。他又是个不懂稼穑艰辛，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读书人，分在他名下的田亩都租给别人种了，他不善督田催收。一切都仰仗着老天的脸色和种田人的良心，所以他的家庭收支肯定很快发生了危机，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作出了当时本份庄户人为之咋舌的决定：买掉五十亩田，去做大布生意。这个想法不知有没有受到他几个舅老爷的怂恿，但他最终是果断地做了，没料着卖田的银钱刚过手到枫县蛮子的搭裢里，一切都化归乌有了——枫县蛮子居然从他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开溜了。留下的只是我奶奶的狠毒的咒骂和我祖父无奈的叹息。从此他就再也没在生意上动过脑筋。
他就这样落漠地“下”周镇谋生了。我们也有幸成为了周镇最原始的土著。我的祖父其后从事了他一生最有意义的事业。他赁屋授徒，成了靠束修裹腹的先生。六十年后他留给我的唯一可以证明他当时职业的物件是一只散发着霉烂气息无底书箱，是木槽榫口的，没有一个钉子，却衔接得完丝合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祖父是周镇最先从事教育的元老之一。仅管他教出的生徒大都是屠沽者流，但毕竟是做了件“礼下庶野”的有益的事。我们家乡的教育史花絮上是完全可以书上一笔的。我的父亲却没有沾泽祖父的盛事。等他到了启蒙的年龄，小日本进驻了周镇，时势的动荡，直接影响着祖父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大姑母已经嫁给了我祖父的一个得意弟子，大姑父人很精明，在农民和苏南的棉行老板之间做“牙子”（就是现在通说的经纪），收入很不错，加之我的大姑父始终恭执弟子礼，对我祖父经济上很帮衬。日子就这样还能捉襟见肘地维持着。可是有一天祸从天降，我祖父在乡间田埂上走着的时候，被小日本的流弹给碰个正着。我父亲一家的日子就此跌入深渊。
父亲此后吃了不少苦，当他又到了不惑之年时，他已积攒了一些钱，他的思想有很强的返祖的倾向，他总是提起他爷爷的创业史，他总觉得他父亲的一生是失败的，所以他总结出一点经验：要有一块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地，也能在不虞之时，挡挡饥荒。他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新华书店征用我们家的老屋时，父亲坚决不和拆迁户一起在划定的地皮上造屋。他别出新裁，和生产队商议买了他们一亩田的使用权，开始了他的庄园之梦，我是在十岁那年搬到新居的。在以后的二十多年半乡村半城镇的边缘生活中，我深深地热爱上我们家的园子，可以豪不夸张地说，这园子影响了我的个性，我的生活，我的趣味，我的审美。如果有可能的话，无论我将来走到哪里，我都会在我的古稀之年，再重返它的怀抱。再重温我那老父亲、老母亲的款款深情。
我的父母是靠工资吃饭的工人，我祖父是个坐馆的先生，合德镇当初只有永胜圩子里几户人家的时候，我祖父就从老家的乡下“下”周镇来谋生了。我说“下”其实包含着当时人的看法。就像西欧人根据离他们欧洲的远近将亚洲的地域界定为近东、远东一样，骨子里含着轻视的态度。那时的海河人将去枫县称着“上”枫县，而把去周镇称着“下”周镇。
我的祖父当时“下”周镇，据说是因为书呆子脾性，上了贩大布的枫县蛮子的当。大布就是枫县人手工织的大粗布，纯棉的质地，花色很单一。虽然它的做工很粗糙，但洗了几水过后，便变得很柔软，靠身的感觉很舒服，而且都是当地农民利用农闲个体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低，所以价格很便宜。在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随着枫县人章锋在我们家乡大兴植棉、轻纺，这种布在我们家乡一度很畅销。我的祖父时年大概刚过而立，是家中六弟兄中的老幺，曾祖父在世时六兄弟就分家单过，据我父亲说老弟兄六个每户一百亩地、一部风车。我的祖父一直读书，而且在分房前后我的大奶奶刚过世，我奶奶还没有续弦，所以分家时，祖父带着和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大伯父还和我的曾祖父过。大伯父那时才两、三岁，由我的曾祖母抚养。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祖父还在大树下乘荫凉，生计的紧迫，在他的脑中还没有概念。他是老式的读书人，念得是四书五经，上世纪初在中国刚刚废除了科举，他出身在十分闭塞的海隅农村，而且从他以后的行事做人来看思想也不会多通达，人情也不会多练达。他原先只指望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将来搏个功名，做个体面的乡间坤士，却不曾想睛天里一个霹雳，原先搭乘惯的熟车道，突然间嘎然而止，硬生生的分叉改道，驶向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天地。
我的祖父一下子变得百无一用，再加之我的大奶奶刚刚过世，他当时肯定是很痛苦的。时间的淌逝，苍白了我的曾祖父母舔犊的忧楚，但从我父亲后来的讲述中，还是可以想见当日我的曾祖父是如何的纵容我祖父的沉沦和散逸。祖父还是读他那些无用的书，只到三年以后，才由我的曾祖父作主，续弦了沟墩街上姚虎子药铺掌柜的二女儿，就是我的奶奶。我父亲回忆他外家鼎盛时，不但药材铺面沟墩街上上数，而且家中还有个烧酒作坊。芦秫作原料酿成的烧酒舀一瓢喝下去也醉不歪人。但很奇怪，我父亲天生滴酒不沾，只到有一年夏天我烂醉在河滩的茅草丛里睡了半夜，我母亲犯了愁，守着不醒人事的我，不断重复地问我父亲怎么不喝酒的老子偏偏生了个烂酒的儿子。一向木讷的父亲才语出惊人地说出了“三代不离舅家门”的老话。原来他的几个舅舅都是好酒量，顶小的老舅眼睛都喝瞎了。
祖父娶了这门亲事，过了几年消停日子。我的曾祖父母大概就是这时期去世的。用公历纪年，大约是1920－－1925年之间的事情。我的祖父已年将不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生计的压力渐重。他又是个不懂稼穑艰辛，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读书人，分在他名下的田亩都租给别人种了，他不善督田催收。一切都仰仗着老天的脸色和种田人的良心，所以他的家庭收支肯定很快发生了危机，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作出了当时本份庄户人为之咋舌的决定：买掉五十亩田，去做大布生意。这个想法不知有没有受到他几个舅老爷的怂恿，但他最终是果断地做了，没料着卖田的银钱刚过手到枫县蛮子的搭裢里，一切都化归乌有了——枫县蛮子居然从他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开溜了。留下的只是我奶奶的狠毒的咒骂和我祖父无奈的叹息。从此他就再也没在生意上动过脑筋。
他就这样落漠地“下”周镇谋生了。我们也有幸成为了周镇最原始的土著。我的祖父其后从事了他一生最有意义的事业。他赁屋授徒，成了靠束修裹腹的先生。六十年后他留给我的唯一可以证明他当时职业的物件是一只散发着霉烂气息无底书箱，是木槽榫口的，没有一个钉子，却衔接得完丝合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祖父是周镇最先从事教育的元老之一。仅管他教出的生徒大都是屠沽者流，但毕竟是做了件“礼下庶野”的有益的事。我们家乡的教育史花絮上是完全可以书上一笔的。我的父亲却没有沾泽祖父的盛事。等他到了启蒙的年龄，小日本进驻了周镇，时势的动荡，直接影响着祖父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大姑母已经嫁给了我祖父的一个得意弟子，大姑父人很精明，在农民和苏南的棉行老板之间做“牙子”（就是现在通说的经纪），收入很不错，加之我的大姑父始终恭执弟子礼，对我祖父经济上很帮衬。日子就这样还能捉襟见肘地维持着。可是有一天祸从天降，我祖父在乡间田埂上走着的时候，被小日本的流弹给碰个正着。我父亲一家的日子就此跌入深渊。
父亲此后吃了不少苦，当他又到了不惑之年时，他已积攒了一些钱，他的思想有很强的返祖的倾向，他总是提起他爷爷的创业史，他总觉得他父亲的一生是失败的，所以他总结出一点经验：要有一块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地，也能在不虞之时，挡挡饥荒。他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新华书店征用我们家的老屋时，父亲坚决不和拆迁户一起在划定的地皮上造屋。他别出新裁，和生产队商议买了他们一亩田的使用权，开始了他的庄园之梦，我是在十岁那年搬到新居的。在以后的二十多年半乡村半城镇的边缘生活中，我深深地热爱上我们家的园子，可以豪不夸张地说，这园子影响了我的个性，我的生活，我的趣味，我的审美。如果有可能的话，无论我将来走到哪里，我都会在我的古稀之年，再重返它的怀抱。再重温我那老父亲、老母亲的款款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