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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而不能被册立为太子，同样是少年统帅（杨广为帅灭陈）、建国首功，同样不甘心引颈受戮做立嫡立长制度的牺牲品，同样靠踩着兄弟的尸体登位九重，只不过杨广顺带梢上了父亲杨坚，而且他的个人作为也远不能和李世民相提并论，才会出现后世对两者天渊之别的评价。
杨勇在整个事件进程中是最无辜的，他先是被杨广不断设计，稀里糊涂地就搬出了东宫，天天不是引吭高呼冤枉，就是攀援上树求见皇帝，出格的行为正好被杨素诬陷患了精神疾病，至死无缘得见天颜，不曾想到了这时传来要他自尽陪葬的消失。
老头生前将他抛弃，临死的时候却能把他想起来，要他自尽随着先皇驾鹤西游，杨勇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惹不起还躲不起”，可有什么办法呢，杨广在杀死自己父亲的时候是想着要将他这个哥哥一锅烩了的。
第三宗罪——母。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连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的女人都不能妄自幻想，更别说做儿子的去碰父亲的女人，可杨广就这么干了，他不仅趁着杨坚病重**了荣华夫人，让父亲顶着大绿帽见了阎王，而且就在杨坚闭眼不久、尸骨未寒之际又找上了父亲生前另一个宠爱的女人宣华夫人，结结实实地替父亲做了回新郎，难怪历代的史官们要骂他不配当人。第四宗罪——役使天下民众。
与嬴政征调大规模劳力去修筑长城和修建陵寝相似，杨广役使天下民众的目的和用途也是多重的，既有国家工程建设（兴建东都洛阳、开挖京杭大运河），也有出于私人享乐需要（龙舟出巡），还有对外侵略战争征兵（三次对高丽用兵）。
仅东都洛阳的建设每月就要征调民工二百余万，而京杭大运河也征用了100多万劳力（当时人口大约3000余万，也就是全国有绝大多数劳力常年在从事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劳动），其中还包括劳动力较弱的妇女在内，总之需要有人去出大力、流大汗、流血拼命的事，杨广从来就没客气过。第五宗罪——三次征伐高丽。
现在看来导致隋朝二世灭亡的直接因素就是杨广穷兵黩武的三次侵略战争，而这仅仅是杨广为了挣足面子，想要青史留名的冲动挑起的。当时的高丽虽说势力扩张逐渐坐大，也曾频频骚扰东北边境，但远远谈不上对隋朝构成什么实际威胁，所谓的边患都是杨广那膨胀的虚荣心幻想出来的。在他那好大喜功性格的怂恿下。
杨广前后三次（612年，613年两次）对高丽发动**裸的侵略，可是前两次都战败了，而且是大败，尤以第一次最为惨烈，宇文述率领的三十万东征军队仅有几千人活着回来。
更可恨的是即使在第三次东征隋朝军队大败高丽之后隋朝也没有从战争胜利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是三次侵略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国本，用尽了隋朝的民力，隋末人民为了不再参与侵略战争宁愿揭竿、造反求生，时人作诗称“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第六宗罪——虚耗国家财产。如果说杨广费巨资兴建东都洛阳是出于统治战略考虑的话，那么杨广三下江都、四处游乐就不能仅仅用贪恋美景来解释了，仅在一次巡幸中杨广的船队就有一万多艘船只。
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船的行驶全部借助人力，仅京杭沿岸为龙舟拉纤的军士、船工就达八万之众，其中甚至还有衣着艳丽的宫女，并且沿途州县还要负责供应船队的日常开销，每到一地就如洪水猛兽，其造成的损失绝不低于一场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至于杨广心血来潮的“鹰聚长安”和“放马求种”，对杨广来说根本就不足挂齿，对他来说是回忆起来都困难的小手笔。种种这般白白虚耗掉的国家财富和民众财产应当足够再疏通、开挖一条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第七宗罪——宠信无佞小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反映的不单是一个物理原理，同样也阐述了一个反映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学规律，幻想杨广手下能出现魏征一般的诤臣简直犹如缘木求鱼，那些稍微敢出气说话的大臣早被杨广收拾干净了，剩下的只有喘着粗气的份了。
长子而不能被册立为太子，同样是少年统帅（杨广为帅灭陈）、建国首功，同样不甘心引颈受戮做立嫡立长制度的牺牲品，同样靠踩着兄弟的尸体登位九重，只不过杨广顺带梢上了父亲杨坚，而且他的个人作为也远不能和李世民相提并论，才会出现后世对两者天渊之别的评价。
杨勇在整个事件进程中是最无辜的，他先是被杨广不断设计，稀里糊涂地就搬出了东宫，天天不是引吭高呼冤枉，就是攀援上树求见皇帝，出格的行为正好被杨素诬陷患了精神疾病，至死无缘得见天颜，不曾想到了这时传来要他自尽陪葬的消失。
老头生前将他抛弃，临死的时候却能把他想起来，要他自尽随着先皇驾鹤西游，杨勇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惹不起还躲不起”，可有什么办法呢，杨广在杀死自己父亲的时候是想着要将他这个哥哥一锅烩了的。
第三宗罪——母。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连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的女人都不能妄自幻想，更别说做儿子的去碰父亲的女人，可杨广就这么干了，他不仅趁着杨坚病重**了荣华夫人，让父亲顶着大绿帽见了阎王，而且就在杨坚闭眼不久、尸骨未寒之际又找上了父亲生前另一个宠爱的女人宣华夫人，结结实实地替父亲做了回新郎，难怪历代的史官们要骂他不配当人。第四宗罪——役使天下民众。
与嬴政征调大规模劳力去修筑长城和修建陵寝相似，杨广役使天下民众的目的和用途也是多重的，既有国家工程建设（兴建东都洛阳、开挖京杭大运河），也有出于私人享乐需要（龙舟出巡），还有对外侵略战争征兵（三次对高丽用兵）。
仅东都洛阳的建设每月就要征调民工二百余万，而京杭大运河也征用了100多万劳力（当时人口大约3000余万，也就是全国有绝大多数劳力常年在从事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劳动），其中还包括劳动力较弱的妇女在内，总之需要有人去出大力、流大汗、流血拼命的事，杨广从来就没客气过。第五宗罪——三次征伐高丽。
现在看来导致隋朝二世灭亡的直接因素就是杨广穷兵黩武的三次侵略战争，而这仅仅是杨广为了挣足面子，想要青史留名的冲动挑起的。当时的高丽虽说势力扩张逐渐坐大，也曾频频骚扰东北边境，但远远谈不上对隋朝构成什么实际威胁，所谓的边患都是杨广那膨胀的虚荣心幻想出来的。在他那好大喜功性格的怂恿下。
杨广前后三次（612年，613年两次）对高丽发动**裸的侵略，可是前两次都战败了，而且是大败，尤以第一次最为惨烈，宇文述率领的三十万东征军队仅有几千人活着回来。
更可恨的是即使在第三次东征隋朝军队大败高丽之后隋朝也没有从战争胜利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是三次侵略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国本，用尽了隋朝的民力，隋末人民为了不再参与侵略战争宁愿揭竿、造反求生，时人作诗称“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第六宗罪——虚耗国家财产。如果说杨广费巨资兴建东都洛阳是出于统治战略考虑的话，那么杨广三下江都、四处游乐就不能仅仅用贪恋美景来解释了，仅在一次巡幸中杨广的船队就有一万多艘船只。
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船的行驶全部借助人力，仅京杭沿岸为龙舟拉纤的军士、船工就达八万之众，其中甚至还有衣着艳丽的宫女，并且沿途州县还要负责供应船队的日常开销，每到一地就如洪水猛兽，其造成的损失绝不低于一场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至于杨广心血来潮的“鹰聚长安”和“放马求种”，对杨广来说根本就不足挂齿，对他来说是回忆起来都困难的小手笔。种种这般白白虚耗掉的国家财富和民众财产应当足够再疏通、开挖一条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第七宗罪——宠信无佞小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反映的不单是一个物理原理，同样也阐述了一个反映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学规律，幻想杨广手下能出现魏征一般的诤臣简直犹如缘木求鱼，那些稍微敢出气说话的大臣早被杨广收拾干净了，剩下的只有喘着粗气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