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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想去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过高。
总而言之，冯道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那些对他不好的评价多数是没有依据的，比如说欧阳修称他为“无耻之尤”，
司马光称他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冯道一没卖国，二没害民，三没贪污*，怎么就成了奸臣了？这种评价只能说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卫道心切。
这才不遗余力地对其攻击，不足为凭。实际上，冯道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史上最强的为官纪录。除了靠他一贯圆滑的处世作风外，更多的还是多赖于他自身极强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诗的最后几句说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这时柴荣正坐镇潞州指挥周军北伐北汉，所以也就顾不上回来处理他的后事。实际上，冯道的死，对柴荣所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柴荣并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后，柴荣从北汉撤军回到国内。便开始大搞军事改革，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后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柴荣毕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在即位后曾经说过：“朕有志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这是柴荣执政的一个总纲领，也就是要用十年时间统一国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乐业，最后的十年则使社会安定和谐。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纲领，同时在这一纲领中也能很明确地看出，柴荣的理想不仅仅是将国家统一，他还要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光有军事改革就显然是不够了，他还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离不开人才，柴荣为人十分开明，一即位就下诏求贤求谏，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员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如果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谈。所论不对，柴荣并不加罪。
如果所论确有见地，柴荣马上就会给以升迁。而且他选拔干部的做法，直截了当，有能力就上，没能力就下，从来不考虑出身、履历等无关因素。
比如他选用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为相，当时朝臣们都说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经科举上来的，不应该任其为相。但柴荣立刻就反驳道：“自古以文才武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耶？”
于是力排众议，将魏仁浦任命为宰相，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非常得力。又比如说后来柴荣亲征南唐，在阵前亲眼看见一人追击敌军，并夺槊而还，他立刻就把这员将领召至身前，授予节钺，这名将领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大将高怀德。
像这种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柴荣还多次下令臣下举荐贤才，而且事先说明，在举荐时不必避亲。
但是这里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在被举荐人受官之日，要把举主的姓名记录下来。
一旦该人为官期间，“贪浊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态轻重，连坐举主，所以朝臣们也不敢胡乱举荐。
柴荣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开始整肃纲纪。柴荣出身低微，长大以后又尽得郭威真传，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力戒奢华，宫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对自己的要求都那么严格，所以对贪污*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这方面上，柴荣同郭威比较起来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先天优势。郭威是个开国皇帝，手下有一批开国功臣，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来毫无顾忌。郭威又是个性格仁厚之人，虽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这类人等，就下不去手了。这就使郭威那一时代的反腐工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搞得很不彻底。
等到柴荣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柴荣是继任的新君，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手下的主要干部，多数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便于管理。
再加上柴荣的为人十分严厉，办事又不讲情面，有过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个五代来说，柴荣这一时代的吏治，可以说是最好的。
不过封建社会，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柴荣在反腐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也有他对付不了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柴守礼。
柴守礼是郭威之妻柴皇后的哥哥，为人非常无赖，并曾在柴皇后嫁给郭威的过程中横加干涉。然而郭威称帝后，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将其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等柴荣即位后，又进一步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官职相当显赫。
但柴荣也知道他父亲不是善类，所以升完他官后，立即勒令他退休，并把他迁往洛阳居住，不肯同他见面。可是这个柴守礼到了洛阳之后，仍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曾当街杀人。
柴荣知道之后，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杀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不知道，但直到柴荣去世，都没有承认柴守礼是他的父亲。
柴荣推行改革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说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柴荣搞均田搞到了曲阜，连孔子的后人照样也要交纳赋税。
孔子号称“百世帝王师”，就连郭威当年讨伐慕容彦超后，也曾专门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礼。但柴荣对此毫不顾忌，对他家的田税照征不误，足以见其行事之强项。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要说他对佛教寺院的态度。
五代虽是极乱之世，但是也不乏净土，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来已久，晚唐时懿宗李漼就不惜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号称是“削军赋而饰伽兰，困民财而修净业。”其后近百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但这些寺院因为打着宗教迷信的幌子，没人敢动。不但没受什么损失，势头反而越来越猛。(未完待续。)
道就是想去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过高。
总而言之，冯道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那些对他不好的评价多数是没有依据的，比如说欧阳修称他为“无耻之尤”，
司马光称他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冯道一没卖国，二没害民，三没贪污*，怎么就成了奸臣了？这种评价只能说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卫道心切。
这才不遗余力地对其攻击，不足为凭。实际上，冯道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史上最强的为官纪录。除了靠他一贯圆滑的处世作风外，更多的还是多赖于他自身极强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诗的最后几句说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这时柴荣正坐镇潞州指挥周军北伐北汉，所以也就顾不上回来处理他的后事。实际上，冯道的死，对柴荣所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柴荣并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后，柴荣从北汉撤军回到国内。便开始大搞军事改革，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后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柴荣毕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在即位后曾经说过：“朕有志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这是柴荣执政的一个总纲领，也就是要用十年时间统一国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乐业，最后的十年则使社会安定和谐。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纲领，同时在这一纲领中也能很明确地看出，柴荣的理想不仅仅是将国家统一，他还要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光有军事改革就显然是不够了，他还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离不开人才，柴荣为人十分开明，一即位就下诏求贤求谏，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员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如果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谈。所论不对，柴荣并不加罪。
如果所论确有见地，柴荣马上就会给以升迁。而且他选拔干部的做法，直截了当，有能力就上，没能力就下，从来不考虑出身、履历等无关因素。
比如他选用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为相，当时朝臣们都说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经科举上来的，不应该任其为相。但柴荣立刻就反驳道：“自古以文才武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耶？”
于是力排众议，将魏仁浦任命为宰相，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非常得力。又比如说后来柴荣亲征南唐，在阵前亲眼看见一人追击敌军，并夺槊而还，他立刻就把这员将领召至身前，授予节钺，这名将领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大将高怀德。
像这种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柴荣还多次下令臣下举荐贤才，而且事先说明，在举荐时不必避亲。
但是这里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在被举荐人受官之日，要把举主的姓名记录下来。
一旦该人为官期间，“贪浊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态轻重，连坐举主，所以朝臣们也不敢胡乱举荐。
柴荣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开始整肃纲纪。柴荣出身低微，长大以后又尽得郭威真传，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力戒奢华，宫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对自己的要求都那么严格，所以对贪污*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这方面上，柴荣同郭威比较起来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先天优势。郭威是个开国皇帝，手下有一批开国功臣，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来毫无顾忌。郭威又是个性格仁厚之人，虽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这类人等，就下不去手了。这就使郭威那一时代的反腐工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搞得很不彻底。
等到柴荣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柴荣是继任的新君，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手下的主要干部，多数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便于管理。
再加上柴荣的为人十分严厉，办事又不讲情面，有过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个五代来说，柴荣这一时代的吏治，可以说是最好的。
不过封建社会，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柴荣在反腐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也有他对付不了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柴守礼。
柴守礼是郭威之妻柴皇后的哥哥，为人非常无赖，并曾在柴皇后嫁给郭威的过程中横加干涉。然而郭威称帝后，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将其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等柴荣即位后，又进一步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官职相当显赫。
但柴荣也知道他父亲不是善类，所以升完他官后，立即勒令他退休，并把他迁往洛阳居住，不肯同他见面。可是这个柴守礼到了洛阳之后，仍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曾当街杀人。
柴荣知道之后，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杀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不知道，但直到柴荣去世，都没有承认柴守礼是他的父亲。
柴荣推行改革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说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柴荣搞均田搞到了曲阜，连孔子的后人照样也要交纳赋税。
孔子号称“百世帝王师”，就连郭威当年讨伐慕容彦超后，也曾专门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礼。但柴荣对此毫不顾忌，对他家的田税照征不误，足以见其行事之强项。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要说他对佛教寺院的态度。
五代虽是极乱之世，但是也不乏净土，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来已久，晚唐时懿宗李漼就不惜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号称是“削军赋而饰伽兰，困民财而修净业。”其后近百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但这些寺院因为打着宗教迷信的幌子，没人敢动。不但没受什么损失，势头反而越来越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