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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早饭,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出去巡视炮位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帐篷里收拾行装。
要回城里的指挥部去见方面军的司令员,着装不能再像我平时那么随便。于是我找出一直放在行李里的皮带,系在军大衣外面,从枪套里拿出手枪,卸下弹匣检查一遍里面的子弹后,便又重新放进枪套。
我挎上公文包,拎着突击步枪,正准备往外走时,奥尔洛娃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提着个体积不小的布袋子。看见我这身打扮,笑着说:“丽达,你准备出发了?”
“是的,”我反问了一句,“基里亚诺娃在哪?”
“七号炮位的高射炮出了点故障,她正督促维修站的战士在修理,估计不能来送你了。”说着把手里的布袋子递给我,“这是我和基里亚诺娃给你的。”
我没有伸手去接,摇摇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是到城里一两天时间,用不上这些东西。”
奥尔洛娃硬把东西塞到我的怀里,有些不悦地说:“列宁格勒正在闹饥荒,城里的居民根本吃不饱。你要去看你的妈妈和儿子,总要给她们带点吃的东西吧。”接着又将一张纸条揣进我的大衣兜里,补充说:“这是柳达给你地址,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146号楼,假如她们还没有疏散的话,你应该就能看见她们了。”
丽达的妈妈和孩子!如果奥尔洛娃不提的话,我都忘记她们此时还在这被围困的城市里。成为丽达以来,我一直在努力避免着和她的亲人见面,因为我不知道该和他们如何相处。
“丽达,时间不早了,你该出发了。”看到我在发呆,旁边的奥尔洛娃善意地提醒着我。
我上前和奥尔洛娃来了个拥抱,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用感激的口吻对她说:“我代表我的妈妈和儿子,谢谢你。”说完,左手提着装着食品的布包,右手拎着突击步枪,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我站在路边等着搭顺风车。平时不打算进城的时候,运输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个地段经过,而今天想搭车了,却半天看不到一辆车。
我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在路边已经站了将近十分钟,也不知道希洛夫将军派的司机,在检查站那里是不是等得着急了。正在这时,远远有辆带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我连忙走到路中间,把步枪挎在肩上,高高地扬起手。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卡车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停住。黑头发的司机从驾驶仓里伸出脑袋,冲着我吼了一嗓子:“你不要命,居然跑到路中间来拦车。”
我快步走到司机面前:“对不起,司机同志,我有急事要到城里去,能搭你的便车吗?”
司机瞅了一样我领章上的军衔,一歪脑袋说:“上来吧,少校同志,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我从车头绕过来,拉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上了车,刚关上门,司机就发动了车。
司机像个饶舌的的哥,也许见得搭车的是年轻女兵,显得格外活跃,不停地主动地和我说话:“少校同志,我每周差不多就要去两趟列宁格勒,为居民拉去面粉和各种给养。现在搭车出城的人不少,进城的可很少见。您这是去哪里啊?”
“去城里看妈妈和儿子。”这次回城是去见霍津司令员和希洛夫将军,按照条例,此行的目的要绝对保密。因此我回城的事,除了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外,连哈比中校他们都不知道。如今当一个素昧平生的司机问起时,我只能用其它的理由来搪塞他。
“哦?!”司机有些惊讶地说:“看不出来,您这么年轻都已经结婚了。”接着又问,“您的儿子有多大?”
“三岁了。自打战争爆发我参军后,就一直没再见过他。”
听到我这么说,司机显得更加惊讶:“天啊!您才入伍几个月啊?我一直以为您都入伍好几年了,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军衔。”
司机的这种反应,我早已习以为常,一个才入伍几个月的女兵,居然能平步青云,从普通的战士,一度成为指挥几万人的高级将领,换了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我在脑海中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轻声地说:“在战争中,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您的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幸好司机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而是及时地换了话题。
丽达妈妈的地址,刚才奥尔洛娃给我说过一次,不过我没记住,便掏出了大衣兜里的纸条。纸条上是柳达用铅笔写的地址,因为写得龙飞凤舞过于潦草,仓促之间,我还真认不出她写的是啥。
司机朝我手中的纸条瞟了一眼,说:“原来是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啊?”
他这么一说,顿时提醒了我,后面的内容我也连看带蒙猜出来了,“是146号楼。司机同志,您去过哪里吗?”
司机沉默了。良久才回答说:“因为法西斯匪徒炮击和轰炸,如今那里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物,住在那里的居民,年轻力壮的都上了前线,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已经疏散了。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到您的妈妈和儿子。”
听到司机这么说,我心里居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毕竟是冒牌的丽达,如果真的出现在她的母亲和儿子面前,没准说不了两句话就会露馅。
见我不说话,多嘴的司机也识趣地闭上了嘴。车内一片沉默。
又开了一段路,司机再次开口问我:“少校同志,您到什么地... -->>
吃过早饭,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出去巡视炮位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帐篷里收拾行装。
要回城里的指挥部去见方面军的司令员,着装不能再像我平时那么随便。于是我找出一直放在行李里的皮带,系在军大衣外面,从枪套里拿出手枪,卸下弹匣检查一遍里面的子弹后,便又重新放进枪套。
我挎上公文包,拎着突击步枪,正准备往外走时,奥尔洛娃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提着个体积不小的布袋子。看见我这身打扮,笑着说:“丽达,你准备出发了?”
“是的,”我反问了一句,“基里亚诺娃在哪?”
“七号炮位的高射炮出了点故障,她正督促维修站的战士在修理,估计不能来送你了。”说着把手里的布袋子递给我,“这是我和基里亚诺娃给你的。”
我没有伸手去接,摇摇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是到城里一两天时间,用不上这些东西。”
奥尔洛娃硬把东西塞到我的怀里,有些不悦地说:“列宁格勒正在闹饥荒,城里的居民根本吃不饱。你要去看你的妈妈和儿子,总要给她们带点吃的东西吧。”接着又将一张纸条揣进我的大衣兜里,补充说:“这是柳达给你地址,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146号楼,假如她们还没有疏散的话,你应该就能看见她们了。”
丽达的妈妈和孩子!如果奥尔洛娃不提的话,我都忘记她们此时还在这被围困的城市里。成为丽达以来,我一直在努力避免着和她的亲人见面,因为我不知道该和他们如何相处。
“丽达,时间不早了,你该出发了。”看到我在发呆,旁边的奥尔洛娃善意地提醒着我。
我上前和奥尔洛娃来了个拥抱,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用感激的口吻对她说:“我代表我的妈妈和儿子,谢谢你。”说完,左手提着装着食品的布包,右手拎着突击步枪,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我站在路边等着搭顺风车。平时不打算进城的时候,运输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个地段经过,而今天想搭车了,却半天看不到一辆车。
我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在路边已经站了将近十分钟,也不知道希洛夫将军派的司机,在检查站那里是不是等得着急了。正在这时,远远有辆带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我连忙走到路中间,把步枪挎在肩上,高高地扬起手。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卡车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停住。黑头发的司机从驾驶仓里伸出脑袋,冲着我吼了一嗓子:“你不要命,居然跑到路中间来拦车。”
我快步走到司机面前:“对不起,司机同志,我有急事要到城里去,能搭你的便车吗?”
司机瞅了一样我领章上的军衔,一歪脑袋说:“上来吧,少校同志,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我从车头绕过来,拉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上了车,刚关上门,司机就发动了车。
司机像个饶舌的的哥,也许见得搭车的是年轻女兵,显得格外活跃,不停地主动地和我说话:“少校同志,我每周差不多就要去两趟列宁格勒,为居民拉去面粉和各种给养。现在搭车出城的人不少,进城的可很少见。您这是去哪里啊?”
“去城里看妈妈和儿子。”这次回城是去见霍津司令员和希洛夫将军,按照条例,此行的目的要绝对保密。因此我回城的事,除了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外,连哈比中校他们都不知道。如今当一个素昧平生的司机问起时,我只能用其它的理由来搪塞他。
“哦?!”司机有些惊讶地说:“看不出来,您这么年轻都已经结婚了。”接着又问,“您的儿子有多大?”
“三岁了。自打战争爆发我参军后,就一直没再见过他。”
听到我这么说,司机显得更加惊讶:“天啊!您才入伍几个月啊?我一直以为您都入伍好几年了,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军衔。”
司机的这种反应,我早已习以为常,一个才入伍几个月的女兵,居然能平步青云,从普通的战士,一度成为指挥几万人的高级将领,换了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我在脑海中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轻声地说:“在战争中,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您的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幸好司机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而是及时地换了话题。
丽达妈妈的地址,刚才奥尔洛娃给我说过一次,不过我没记住,便掏出了大衣兜里的纸条。纸条上是柳达用铅笔写的地址,因为写得龙飞凤舞过于潦草,仓促之间,我还真认不出她写的是啥。
司机朝我手中的纸条瞟了一眼,说:“原来是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啊?”
他这么一说,顿时提醒了我,后面的内容我也连看带蒙猜出来了,“是146号楼。司机同志,您去过哪里吗?”
司机沉默了。良久才回答说:“因为法西斯匪徒炮击和轰炸,如今那里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物,住在那里的居民,年轻力壮的都上了前线,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已经疏散了。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到您的妈妈和儿子。”
听到司机这么说,我心里居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毕竟是冒牌的丽达,如果真的出现在她的母亲和儿子面前,没准说不了两句话就会露馅。
见我不说话,多嘴的司机也识趣地闭上了嘴。车内一片沉默。
又开了一段路,司机再次开口问我:“少校同志,您到什么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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