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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其实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地方，不仅对赌客的衣着有严格的要求，如男士穿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女士穿拖鞋一律不准入内之外，与欧洲其他公共场所一样，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喧哗吵闹。发牌小姐甜甜的微笑和悦耳的低低的音乐陪伴着你，甚至在香气扑鼻的卫生间里，音乐依然悠扬。
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与他们在其他公共场所也一样：喧哗吵闹是永远的特色。要是在其他场合早就会遭到制止了，但赌场老板太喜欢中国人了，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
有一次，四个小姐并肩坐在赌台上，手里拿着各式精美的家乡特产小吃，叽叽喳喳地一边说笑一边赌。是个看不到牌的小姐在发牌，发牌完毕，大家慢慢捻开手中的牌，用家乡话报出自己有些什么，然后分析发牌小姐手中可能会有什么牌。
突然，小个子叶兰一下站了起来，把牌往赌台上一扣，激动地说：“我是同花顺！我是同花顺！”
大家紧张地看着发牌小姐一张一张把自己的牌翻开，竟是一副傻牌！
四个小姐一齐指着发牌小姐的鼻子大呼小叫，显然是在用家乡话骂她。发牌小姐一边笑一边连声说：“lmasory，lmasory。”叶兰更是生气，她使劲儿一拍赌台，突然尖叫一声弯腰钻进了赌台下面，口里哇哇地不知嚷些啥。把个圆圆的小屁股撅得高高的，超短裙根本什么也遮不住。
罗丽华和沈香妹也钻进了赌台下面。
我问吴春英她怎么了？吴春英一边拽叶兰的裙子为她遮蔽屁股，一边笑着对我说：“一拍桌子把钻戒上的钻石给震掉了，有好几克拉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发牌小姐以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赶来的老板，还有围着观看的各国赌客们。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
老板告诉我，这是卡西诺自开张以来最喧闹的一次。
看着她们在卡西诺颐指气使，大呼小叫，我不禁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像汪虹，像吴霞，像侯玉花，还有辛佩瑶、黄文玉，她们显然比这些小分队队员层次高得多小分队队员全部生活在农村，而她们却生活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都市；小分队队员的父母全部是农民，而她们的父母却是教授、高级工程师、军官和领导干部；小分队队员出国前全部没有职业，而她们却是法官、教师、公务员，黄文玉的职业差一点，但也是上海的工人；然而在国外，她们必须日夜辛劳，来赚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知道卡西诺门朝哪边开。
而这些女农民呢？
心里有一些很复杂的感觉。
以后跟她们愈来愈熟悉了，便渐渐知道了她们的故事。
吴春英是正儿巴经的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在青田那个地方，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是家常便饭。儿子才有上学的可能，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上学有什么用？她至今只能认识并书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标准的文盲。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会写字又能干什么？”她曾这样问我。“比如你，每天也不过是东奔西走的劳碌。我在布拉格认识好多有文化的人，他们都要穷死了！”
我无地自容，感到会写字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她聪明，人也漂亮。不会写字不是她的错，甚至也不是她父母的错她家里太穷了，八个孩子她是老大。超生罚款已经罚得父母债务如山，可他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因为八个都是女儿。父母都是信念很强的人，不信邪，不想被村民叽笑，决心把儿子进行到底。吴春英四岁就下田插秧，割猪草、砍柴禾、做饭、哄妹妹，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得干。
她真干活儿干怕了。
青田是个穷地方，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既然养不活他们，他们自然就要离开土地。青田人爱往外跑，而且一跑就跑得很远，而且跑得方式只有一个：偷渡。话又说回来，不偷渡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说地方公安局对这些农民兄弟领取护照管得非常严，即便你拿到护照，邀请书和经济担保都符合要求，世界各国大使馆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拒签的。
她跑到了布拉格。这只是一个中转站，她的终点是意大利。
她跑不动了，于是在布拉格与一个蛇头同居。
蛇头姓黄，是她的同乡，蛇头的村子离她的村子只有六里路。蛇头黄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在家里，为他抚养儿女伺候父母。他在西班牙有一个小老婆，在荷兰有一个小老婆，如今在布拉格又有了一个。
他很有钱，因此她很知足。
出国以前她最远的地方去过郦水县城，郦水是青田的邻县，却比青田繁荣。在山沟里的青田人看来，简直就是天堂。青田人并不贪婪，我后来问过许多偷渡出来的青田人：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多数人回答说：在郦水县城买一套房子。我曾经去过郦水，县里的官员指着一大片很漂亮的楼房对我说：“都是青田人买的。”
青田偷渡客拉动了郦水县的经济发展。
吴春英的愿望也是如此。
蛇头黄很懂得他这些乡亲的想法，很轻易地便满足了他新纳小妾的宏伟心愿。吴春英感激涕零，除了更好地服侍蛇头黄的饮食起居外，只能在床上变着法儿地为他服务。
蛇头黄偷渡人蛇的目的地在西欧各国，但大本营却在捷克。这是捷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地处欧洲最中部，与德国偷渡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有着漫长而又疏于管理的边境；与奥地利也有着同样漫长也同样疏于管理的边境。虽然大多数偷渡客并不喜欢这个美丽的山国，但奥地利与意大利偷渡客心目中的天堂有着不但漫长而且形同虚设的边境。
蛇头黄在这里指挥着手下带领一群又一群人蛇翻过厄尔士山和波希米亚林山，大举进入德国和奥地利。进入德国的便藏起来打黑工，进入奥地利的则还需继续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妙不可言的意大利。
但偷渡的费用必须在布拉格支付。
吴春英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而且不贪小便宜。她渐渐取得了蛇头黄的信任，当起了财务总管。
半年后，蛇头黄在去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经过多方抢救，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植物。
吴春英托人把这株植物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乡，交到大老婆手里。
所有的钱都归了她。
她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但莎士比亚剧中所描写的黄金使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在她身上又上演了。
她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她的温顺贤惠不见了，她的忠厚老实不见了，她的吃苦耐劳也不见了。替代它们的是尖刻、狡黠、懒惰。大老婆打来电话想要点钱，诉苦说只能给他天天喝粥。吴春英一顿臭骂，说哪怕你天天给他喝尿呢！钱是他的？钱是他的你让他来取好了！
她不想去做生意苦还没受够吗？她也不愿意嫁人哪个不是奔着她的钱来？
她开始试着做蛇头黄做过的生意，毕竟耳濡目染，所有套路都一清二楚。虽然是在刀尖儿上求利，但这利是暴利呀！偶尔不去卡西诺的夜晚，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小小年纪便下田插秧，竟被可恶的蚂蟥咬住了阴部；领着、背着、抱着妹妹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往家跑，摔倒在泥泞中，额头碰破了，雨水中掺杂着鲜血；一直到出国之前，从没有用过卫生巾。每个月的那几天里，只拿些破布条破棉絮对付，自己都能闻到恶臭。叶兰曾对我叽笑她这位阔绰的大姐：别人集邮集币集ic卡，她可好，专集卫生巾，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都买。而且“不管那个来不来，都垫着。”叶兰嘻嘻笑着说。
罗丽华在家乡也是农民，但是和吴春英不同，家里不但不穷，还颇有些小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哥哥在德国黑着，弟弟在法国黑着，父亲在家里还开着一个专做假冒商品的小作坊。打黑工虽然钱少，但和青田当地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做假冒商品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打点好了方方面面，还是有钱赚的。她读过小学，成绩不好也不坏。哥哥弟弟共同出钱把她办出来，目的地也是西欧。但这一阵子边境查得比较紧，只好先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也不用打工，哥哥弟弟每月分别寄些马克法郎来，日子过得蛮写意。闲来无事，听说卡西诺是... -->>
赌场其实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地方，不仅对赌客的衣着有严格的要求，如男士穿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女士穿拖鞋一律不准入内之外，与欧洲其他公共场所一样，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喧哗吵闹。发牌小姐甜甜的微笑和悦耳的低低的音乐陪伴着你，甚至在香气扑鼻的卫生间里，音乐依然悠扬。
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与他们在其他公共场所也一样：喧哗吵闹是永远的特色。要是在其他场合早就会遭到制止了，但赌场老板太喜欢中国人了，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
有一次，四个小姐并肩坐在赌台上，手里拿着各式精美的家乡特产小吃，叽叽喳喳地一边说笑一边赌。是个看不到牌的小姐在发牌，发牌完毕，大家慢慢捻开手中的牌，用家乡话报出自己有些什么，然后分析发牌小姐手中可能会有什么牌。
突然，小个子叶兰一下站了起来，把牌往赌台上一扣，激动地说：“我是同花顺！我是同花顺！”
大家紧张地看着发牌小姐一张一张把自己的牌翻开，竟是一副傻牌！
四个小姐一齐指着发牌小姐的鼻子大呼小叫，显然是在用家乡话骂她。发牌小姐一边笑一边连声说：“lmasory，lmasory。”叶兰更是生气，她使劲儿一拍赌台，突然尖叫一声弯腰钻进了赌台下面，口里哇哇地不知嚷些啥。把个圆圆的小屁股撅得高高的，超短裙根本什么也遮不住。
罗丽华和沈香妹也钻进了赌台下面。
我问吴春英她怎么了？吴春英一边拽叶兰的裙子为她遮蔽屁股，一边笑着对我说：“一拍桌子把钻戒上的钻石给震掉了，有好几克拉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发牌小姐以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赶来的老板，还有围着观看的各国赌客们。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
老板告诉我，这是卡西诺自开张以来最喧闹的一次。
看着她们在卡西诺颐指气使，大呼小叫，我不禁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像汪虹，像吴霞，像侯玉花，还有辛佩瑶、黄文玉，她们显然比这些小分队队员层次高得多小分队队员全部生活在农村，而她们却生活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都市；小分队队员的父母全部是农民，而她们的父母却是教授、高级工程师、军官和领导干部；小分队队员出国前全部没有职业，而她们却是法官、教师、公务员，黄文玉的职业差一点，但也是上海的工人；然而在国外，她们必须日夜辛劳，来赚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知道卡西诺门朝哪边开。
而这些女农民呢？
心里有一些很复杂的感觉。
以后跟她们愈来愈熟悉了，便渐渐知道了她们的故事。
吴春英是正儿巴经的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在青田那个地方，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是家常便饭。儿子才有上学的可能，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上学有什么用？她至今只能认识并书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标准的文盲。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会写字又能干什么？”她曾这样问我。“比如你，每天也不过是东奔西走的劳碌。我在布拉格认识好多有文化的人，他们都要穷死了！”
我无地自容，感到会写字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她聪明，人也漂亮。不会写字不是她的错，甚至也不是她父母的错她家里太穷了，八个孩子她是老大。超生罚款已经罚得父母债务如山，可他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因为八个都是女儿。父母都是信念很强的人，不信邪，不想被村民叽笑，决心把儿子进行到底。吴春英四岁就下田插秧，割猪草、砍柴禾、做饭、哄妹妹，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得干。
她真干活儿干怕了。
青田是个穷地方，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既然养不活他们，他们自然就要离开土地。青田人爱往外跑，而且一跑就跑得很远，而且跑得方式只有一个：偷渡。话又说回来，不偷渡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说地方公安局对这些农民兄弟领取护照管得非常严，即便你拿到护照，邀请书和经济担保都符合要求，世界各国大使馆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拒签的。
她跑到了布拉格。这只是一个中转站，她的终点是意大利。
她跑不动了，于是在布拉格与一个蛇头同居。
蛇头姓黄，是她的同乡，蛇头的村子离她的村子只有六里路。蛇头黄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在家里，为他抚养儿女伺候父母。他在西班牙有一个小老婆，在荷兰有一个小老婆，如今在布拉格又有了一个。
他很有钱，因此她很知足。
出国以前她最远的地方去过郦水县城，郦水是青田的邻县，却比青田繁荣。在山沟里的青田人看来，简直就是天堂。青田人并不贪婪，我后来问过许多偷渡出来的青田人：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多数人回答说：在郦水县城买一套房子。我曾经去过郦水，县里的官员指着一大片很漂亮的楼房对我说：“都是青田人买的。”
青田偷渡客拉动了郦水县的经济发展。
吴春英的愿望也是如此。
蛇头黄很懂得他这些乡亲的想法，很轻易地便满足了他新纳小妾的宏伟心愿。吴春英感激涕零，除了更好地服侍蛇头黄的饮食起居外，只能在床上变着法儿地为他服务。
蛇头黄偷渡人蛇的目的地在西欧各国，但大本营却在捷克。这是捷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地处欧洲最中部，与德国偷渡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有着漫长而又疏于管理的边境；与奥地利也有着同样漫长也同样疏于管理的边境。虽然大多数偷渡客并不喜欢这个美丽的山国，但奥地利与意大利偷渡客心目中的天堂有着不但漫长而且形同虚设的边境。
蛇头黄在这里指挥着手下带领一群又一群人蛇翻过厄尔士山和波希米亚林山，大举进入德国和奥地利。进入德国的便藏起来打黑工，进入奥地利的则还需继续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妙不可言的意大利。
但偷渡的费用必须在布拉格支付。
吴春英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而且不贪小便宜。她渐渐取得了蛇头黄的信任，当起了财务总管。
半年后，蛇头黄在去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经过多方抢救，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植物。
吴春英托人把这株植物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乡，交到大老婆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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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但莎士比亚剧中所描写的黄金使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在她身上又上演了。
她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她的温顺贤惠不见了，她的忠厚老实不见了，她的吃苦耐劳也不见了。替代它们的是尖刻、狡黠、懒惰。大老婆打来电话想要点钱，诉苦说只能给他天天喝粥。吴春英一顿臭骂，说哪怕你天天给他喝尿呢！钱是他的？钱是他的你让他来取好了！
她不想去做生意苦还没受够吗？她也不愿意嫁人哪个不是奔着她的钱来？
她开始试着做蛇头黄做过的生意，毕竟耳濡目染，所有套路都一清二楚。虽然是在刀尖儿上求利，但这利是暴利呀！偶尔不去卡西诺的夜晚，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小小年纪便下田插秧，竟被可恶的蚂蟥咬住了阴部；领着、背着、抱着妹妹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往家跑，摔倒在泥泞中，额头碰破了，雨水中掺杂着鲜血；一直到出国之前，从没有用过卫生巾。每个月的那几天里，只拿些破布条破棉絮对付，自己都能闻到恶臭。叶兰曾对我叽笑她这位阔绰的大姐：别人集邮集币集ic卡，她可好，专集卫生巾，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都买。而且“不管那个来不来，都垫着。”叶兰嘻嘻笑着说。
罗丽华在家乡也是农民，但是和吴春英不同，家里不但不穷，还颇有些小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哥哥在德国黑着，弟弟在法国黑着，父亲在家里还开着一个专做假冒商品的小作坊。打黑工虽然钱少，但和青田当地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做假冒商品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打点好了方方面面，还是有钱赚的。她读过小学，成绩不好也不坏。哥哥弟弟共同出钱把她办出来，目的地也是西欧。但这一阵子边境查得比较紧，只好先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也不用打工，哥哥弟弟每月分别寄些马克法郎来，日子过得蛮写意。闲来无事，听说卡西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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