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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在尉缭幸存的同伴们还没有返回秦国都城咸阳、揭开遇袭真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思辩一下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制度。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 -->>
亲爱的读者，在尉缭幸存的同伴们还没有返回秦国都城咸阳、揭开遇袭真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思辩一下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制度。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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