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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刘尊棋说。

    “那是自然的!”张学良点了点头。

    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后,北平特科交给潘武阳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反蒋抗日,二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重新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

    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期。

    进入10月份,红军的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

    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的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出谋划策。

    同时,蒋介石调集重兵,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

    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武阳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苏区。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武阳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

    身在敌营中的潘武阳,每天看到和听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军事情报。

    潘武阳希望能为长征中的红军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份精准的情报,转移中的红军便少一份危险。

    潘武阳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在,搜集分析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兵力部署上来。

    武汉剿总每天收发的大量机密军事情报,潘武阳私下都进行了备份,准备找机会交给北平特科的杨青林。

    此时,正好北平特科派杨青林专程来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武阳,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

    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情报。

    长征初期,红军屡战失利,同情报不准有很大关系,潘武阳何尝不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平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来的,这之前,北平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

    就在杨青林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中央特科主要领导人康正同志,化名张三洗,秘密潜入武汉,着手恢复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

    康正很快同杨青林接上了头,通过杨青林,康正又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康正全面调查了解了武汉地下党的斗争形势后,感到很担心和疑虑。

    因为康正非常清楚潘武阳的底细,对潘武阳曾经的自首和为张学良工作始终耿耿于怀,他对立场不坚定的人,有着高度的警惕。

    康正很恼火北平特科再次让潘武阳加入党组织!

    通过吴成方,康正知道,潘武阳再次加入组织,是经过伍豪首长特批的,所以康正只有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大着胆子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但康正很不信任潘武阳!

    可形势逼迫,武汉地下党组织必须尽快重建,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必须尽快拿到,康正只有忍着内心的不满,接受了潘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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