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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
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关心”，瞬间就喷涌而出了。
第二天，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大理寺卿刘宗周、右佥都御史刘鸿训、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有伤圣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
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约束不力的“罪名”。
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效果不错，朝中清静不少。
然而如今，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刘宗周、刘鸿训、马鸣世、王廷试四人的弹章，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
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还都属于小角色，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
，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
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关心”，瞬间就喷涌而出了。
第二天，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大理寺卿刘宗周、右佥都御史刘鸿训、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有伤圣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
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约束不力的“罪名”。
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效果不错，朝中清静不少。
然而如今，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刘宗周、刘鸿训、马鸣世、王廷试四人的弹章，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
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还都属于小角色，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