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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皇帝自己的本心之中，并不是非要将这些木速蛮斩尽杀绝不可。
首先一点，这样的做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上，东南西北中许多地方，都有木速蛮的聚居区。
到了此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已经不只是一个说法了，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
其次，从明朝建立的时候开始，就有许多回族的将领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这些人不管是在朝中，还是在地方，都有相当的势力。
即便是如今崇祯皇帝自己的朝廷之中，也有许多归化和内附的回回官员，比如世代将门的麻家、黑家。
这些人安安稳稳地做官，恭恭敬敬地做着大明朝的臣子，总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木速蛮出身，就一起清洗掉吧。
有人说回回或者畏乌尔都是天生的木速蛮，这话其实不对。
畏乌尔起初作为蒙古人的奴隶，他们信仰的是佛教。
只是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才被大食教渗透进来的。
一个人成为木速蛮，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是后天的选择。
这一点，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不过要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
到了明朝的时候，改变起来虽然已经有点晚了，但却不是没有机会。
当然了，如果改变不了他们，那么只好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了，因为那些土地，是华夏固有的版图。
不守华夏习俗、文明和法度的，只好请他们离开了。
所以，只有那些已经遍布西北的大量木速蛮造反了，作为皇帝的他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镇压叛乱这个谁也无法质疑的理由和手段，尽可能地将西北腹心之地快速汉化，并且在同时又不必引起朝中回回出身的文武官员的强烈反弹。
正所谓“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个态度，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态度。
入居于华夏，习从华夏礼仪，并且愿为华夏臣民者，自然与华夏一体而视之。
否则的话，那就哪儿远滚哪儿去。
至于那些既不愿接受华夏文化，又不愿离开华夏土地的，那么就只有一个条路可走了。
这条路叫作黄泉路。
崇祯皇帝既然下定了这样的心思，对于三边之地的乱象，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了。
于是，顶着朝野之间的舆论压力，继续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在三边总督的任上。
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袁崇焕的建议，让名义上是京营神机营副总兵而实际上一直都在西北、从未回京到任的周遇吉，署理杨麒定虏镇总兵官的职位。
至于平定三边总督辖区内部的兵变及民乱问题，除了向袁崇焕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要求之外，一切都继续交给袁崇焕自行处理。
他相信，一向心高气傲的袁崇焕，这一次在处理木速蛮兵变与三边民乱的问题，一定不会心慈手软。
不过在派人赶往西北传旨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处理善后的同时，崇祯皇帝也顺便给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各传了一道密旨，给他们画下了一条底线。
那就是，让他们集中重兵，严防死守黄河和潼关一线，绝不允许已经窜回陕北的流贼，以及洮岷、固原等地的回乱，通过陕西境内波及蔓延到中原腹地。
等到崇祯皇帝给陕西三边地区的军政事务，快刀斩乱麻似地迅速定下了一个基调之后，时间已经进入了十二月的最后几天。
不管是紫禁城中，还是京师内外，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寒风，再怎么冰冷刺骨，也吹灭不了老百姓们过年的热情。
十月底京师里出现的那一场对于北虏入侵的恐慌，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往里辛苦做工的，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放下了手中的伙计，收拾着准备过年了。
国子监里的学子们，也早就放了假，在京居住的则早回了家，整日吃喝玩乐去了，家不在京师的，则雇了车马，紧赶慢赶地赶回自己的老家。
京师内外的老百姓们，也都忙着赶庙会，备年货，挑选着一件件据说来自海外番邦的各种新鲜玩意儿。
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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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皇帝自己的本心之中，并不是非要将这些木速蛮斩尽杀绝不可。
首先一点，这样的做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上，东南西北中许多地方，都有木速蛮的聚居区。
到了此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已经不只是一个说法了，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
其次，从明朝建立的时候开始，就有许多回族的将领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这些人不管是在朝中，还是在地方，都有相当的势力。
即便是如今崇祯皇帝自己的朝廷之中，也有许多归化和内附的回回官员，比如世代将门的麻家、黑家。
这些人安安稳稳地做官，恭恭敬敬地做着大明朝的臣子，总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木速蛮出身，就一起清洗掉吧。
有人说回回或者畏乌尔都是天生的木速蛮，这话其实不对。
畏乌尔起初作为蒙古人的奴隶，他们信仰的是佛教。
只是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才被大食教渗透进来的。
一个人成为木速蛮，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是后天的选择。
这一点，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不过要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
到了明朝的时候，改变起来虽然已经有点晚了，但却不是没有机会。
当然了，如果改变不了他们，那么只好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了，因为那些土地，是华夏固有的版图。
不守华夏习俗、文明和法度的，只好请他们离开了。
所以，只有那些已经遍布西北的大量木速蛮造反了，作为皇帝的他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镇压叛乱这个谁也无法质疑的理由和手段，尽可能地将西北腹心之地快速汉化，并且在同时又不必引起朝中回回出身的文武官员的强烈反弹。
正所谓“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个态度，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态度。
入居于华夏，习从华夏礼仪，并且愿为华夏臣民者，自然与华夏一体而视之。
否则的话，那就哪儿远滚哪儿去。
至于那些既不愿接受华夏文化，又不愿离开华夏土地的，那么就只有一个条路可走了。
这条路叫作黄泉路。
崇祯皇帝既然下定了这样的心思，对于三边之地的乱象，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了。
于是，顶着朝野之间的舆论压力，继续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在三边总督的任上。
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袁崇焕的建议，让名义上是京营神机营副总兵而实际上一直都在西北、从未回京到任的周遇吉，署理杨麒定虏镇总兵官的职位。
至于平定三边总督辖区内部的兵变及民乱问题，除了向袁崇焕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要求之外，一切都继续交给袁崇焕自行处理。
他相信，一向心高气傲的袁崇焕，这一次在处理木速蛮兵变与三边民乱的问题，一定不会心慈手软。
不过在派人赶往西北传旨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处理善后的同时，崇祯皇帝也顺便给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各传了一道密旨，给他们画下了一条底线。
那就是，让他们集中重兵，严防死守黄河和潼关一线，绝不允许已经窜回陕北的流贼，以及洮岷、固原等地的回乱，通过陕西境内波及蔓延到中原腹地。
等到崇祯皇帝给陕西三边地区的军政事务，快刀斩乱麻似地迅速定下了一个基调之后，时间已经进入了十二月的最后几天。
不管是紫禁城中，还是京师内外，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寒风，再怎么冰冷刺骨，也吹灭不了老百姓们过年的热情。
十月底京师里出现的那一场对于北虏入侵的恐慌，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往里辛苦做工的，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放下了手中的伙计，收拾着准备过年了。
国子监里的学子们，也早就放了假，在京居住的则早回了家，整日吃喝玩乐去了，家不在京师的，则雇了车马，紧赶慢赶地赶回自己的老家。
京师内外的老百姓们，也都忙着赶庙会，备年货，挑选着一件件据说来自海外番邦的各种新鲜玩意儿。
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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