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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算是皇帝圣旨的一种，其中皇帝口述之后经过比较信任的臣子直接转述传达给领旨一方的，算是最直白的口谕。
而其中皇帝亲自手写的只言片语，特别转达给某个官员由其负责执行的，算是皇帝的手谕。
还有一种，就是皇帝自己口述大意要点，而由内臣或者内阁中书舍人执笔撰写完成，然后绕开内阁，以书面形式直接发给文官武将拿去执行的那种。
这种上谕，也叫作中旨。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之后，为了增加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这几种上谕的作用，不仅口谕、手谕形式的上谕依然存在，而军机大臣起草或者军机舍人书写的中旨形式的上谕，更是大行其道。
这样的上谕，当然也算是圣旨，但与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格式的圣旨大为不同。
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的圣旨，需要内阁的副署，需要六科廊的审核，甚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更是需要由翰林院的专职官员书写，否则就发不出去。
这也是文官制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对于皇权的一直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限制。
而上谕则与这类朝廷正规的圣旨不一样，不需要走那么多复杂的程序。
特别是如今军机处起草的上谕，只要加盖了崇祯皇帝的玉玺，以军机上谕的形式发布，一样具有等同其他圣旨的效力。
就是这么一点机巧，也是经过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将近三年之后，才让满朝文武逐渐习惯起来的一个做法。
明朝的官员曾经一度有过拒接中旨的传统，不经过内阁副署和六科廊审核的圣旨，就算是发到了官员的手上，一些清高的官员也是宁死不接的。
这个奇葩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时候尤为突出，常常搞得皇帝很没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万历皇帝喜欢用太监充当税监税使的原因了，因为太监与万历时期的文官们比起来听话得多。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不想更换温体仁这类人物的原因。
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那种读书读坏了脑子的死脑筋，更重视实际的利害得失，而不是过于看重形式上的东西。
至少温体仁这样的人物会接受皇帝的上谕。
而且比起接受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朝廷诏书，对于真实反映皇帝心意的上谕，他们接受得也会更加积极。
当然，崇祯皇帝如今更加看重以上谕指挥各地文官武将做事，则是因为上谕与其他圣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高效快捷，对任何一件军国大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且能够准确传递皇帝的决心和意图。
而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制曰、敕曰等开头的朝廷圣旨则不然。
一来它需要内阁的副署，若是其不符合内阁的意图，那么就需要重新起草。
二来内阁同意了之后，还需要六科廊来审核，检讨其中的所谓得失利弊。
再者，等到六科廊的给事中们检讨修改完毕后，即便最后通过了，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已经距离皇帝最初授意的那个意图很远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让皇帝的旨意在各个中枢机构之间转来转去，相当地浪费时间。
若是天下承平的时代，出于对一封圣旨的审慎考虑，避免给天下带来损害，这样做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若是追求军国大事的办理效率的话，这样一个拖沓冗长的过程，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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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算是皇帝圣旨的一种，其中皇帝口述之后经过比较信任的臣子直接转述传达给领旨一方的，算是最直白的口谕。
而其中皇帝亲自手写的只言片语，特别转达给某个官员由其负责执行的，算是皇帝的手谕。
还有一种，就是皇帝自己口述大意要点，而由内臣或者内阁中书舍人执笔撰写完成，然后绕开内阁，以书面形式直接发给文官武将拿去执行的那种。
这种上谕，也叫作中旨。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之后，为了增加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这几种上谕的作用，不仅口谕、手谕形式的上谕依然存在，而军机大臣起草或者军机舍人书写的中旨形式的上谕，更是大行其道。
这样的上谕，当然也算是圣旨，但与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格式的圣旨大为不同。
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的圣旨，需要内阁的副署，需要六科廊的审核，甚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更是需要由翰林院的专职官员书写，否则就发不出去。
这也是文官制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对于皇权的一直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限制。
而上谕则与这类朝廷正规的圣旨不一样，不需要走那么多复杂的程序。
特别是如今军机处起草的上谕，只要加盖了崇祯皇帝的玉玺，以军机上谕的形式发布，一样具有等同其他圣旨的效力。
就是这么一点机巧，也是经过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将近三年之后，才让满朝文武逐渐习惯起来的一个做法。
明朝的官员曾经一度有过拒接中旨的传统，不经过内阁副署和六科廊审核的圣旨，就算是发到了官员的手上，一些清高的官员也是宁死不接的。
这个奇葩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时候尤为突出，常常搞得皇帝很没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万历皇帝喜欢用太监充当税监税使的原因了，因为太监与万历时期的文官们比起来听话得多。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不想更换温体仁这类人物的原因。
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那种读书读坏了脑子的死脑筋，更重视实际的利害得失，而不是过于看重形式上的东西。
至少温体仁这样的人物会接受皇帝的上谕。
而且比起接受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朝廷诏书，对于真实反映皇帝心意的上谕，他们接受得也会更加积极。
当然，崇祯皇帝如今更加看重以上谕指挥各地文官武将做事，则是因为上谕与其他圣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高效快捷，对任何一件军国大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且能够准确传递皇帝的决心和意图。
而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制曰、敕曰等开头的朝廷圣旨则不然。
一来它需要内阁的副署，若是其不符合内阁的意图，那么就需要重新起草。
二来内阁同意了之后，还需要六科廊来审核，检讨其中的所谓得失利弊。
再者，等到六科廊的给事中们检讨修改完毕后，即便最后通过了，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已经距离皇帝最初授意的那个意图很远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让皇帝的旨意在各个中枢机构之间转来转去，相当地浪费时间。
若是天下承平的时代，出于对一封圣旨的审慎考虑，避免给天下带来损害，这样做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若是追求军国大事的办理效率的话，这样一个拖沓冗长的过程，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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