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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来等去，他们也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当罗汝才这种人将好处捞足了，队伍休整差不多了，而且也快要糊弄不下去，然后就接着扯旗造反。
这样的事情，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类似熊文灿、杨嗣昌这样的督抚大员，就是这么被坑死被玩儿死的。
不过这一次，最善于玩弄这种把戏的罗汝才玩火自焚，第一次就玩儿脱了，栽在了这个上面。
且说孙承宗与南居益领了圣旨，虽然心中有所不解，不过他们却也从这个安排之中，看出了崇祯皇帝的小心谨慎。
对他们来说，皇帝比他们还谨慎，这当然是好事。
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皇帝小心谨慎一点总归没有错。
崇祯四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崇祯皇帝小心谨慎地处理了来西北奏报的各个事项。
除了在对罗汝才及其曹营部将们的处置上，崇祯皇帝没有完全采纳李邦华等人的建议之外，其他的各个事项，他都听从了李邦华等西北疆臣的奏请，接受了孙承宗、南居益两人的意见，基本定下了崇祯四年的西北剿匪战略：
第一，速令武备院按照李邦华的奏请筹措调集火药弹丸尽快转运补给西北各路官军；
第二，西北各路官军弹药补给完成之后，即由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统一调度指挥，尽快向西北流贼发动全面攻势，伺机夺回河州与兰州；
第三，西北流贼若能就地歼灭则就地歼灭，若不能全歼，则迫使西北流贼各部继续渡河进入河西地区，勿使任何一股流贼漏网东窜。
二月中旬，崇祯皇帝领着孙承宗、南居益等朝中重臣，从大略上，安排好了崇祯四年的西北事务，剩下来的，就是兵部指挥武备院调配作战物资，以及由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等人具体部署作战任务了。
至于前线的那些具体作战安排，比如近卫军和陕西、甘肃、宁夏等各路官军，他们如何统一编配调度等问题，崇祯皇帝管不了，也不想管。
与此同时，他也不让军机处和兵部的大臣和官员们随便插手去指挥。
如今西北的形势正在稳步好转，他可不想因为哪个人的一着不慎，再让好不容易给驱赶压迫到了西北边地的流寇们，再次突破了官军的围追堵截与封锁线，重新窜回到内地来。
眼看着最后临门一脚了，若是真的让高迎祥或者张献忠杀个回马枪跑了回来，那可就全部前功尽弃了。
且说崇祯皇帝在接到了近卫军第四镇拿下了临洮的喜讯之后，快速地处理了李邦华等人报送过来的各个急难事项，眼见着西北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当初定下的战略向前演进，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更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甚至是欣喜的是，就在他刚刚处理完西北的捷报，就在朝廷派往西北传旨的使者刚刚离开京师的时候，位于天津城中的海军都督府，也送来了一封捷报。
这一封捷报，由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签发，并由直隶总督府兼海军都督府左护军梁廷栋，以及天津知府兼天津兵备道沈廷扬联署。
除去各种礼节性的、规制化的颂圣之语以外，这几个人联名呈递的奏报，其核心的内容十分简洁明了：
“今海军都督府奉命督造、天津大沽造船厂奉命仿制之尼德兰夹板战船，已于二月二十日未时海试归来，历时百日，顺利返港。臣等测其质地坚固、性能优良，比之购自尼德兰人之加利恩号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臣等以为可予批准入役。敢请陛下为之赐名定号、明确归属！”
天津船厂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照着当初花费高昂代价从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购买的加利恩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造的新式夹板战船，终于弄成了。
但是等来等去，他们也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当罗汝才这种人将好处捞足了，队伍休整差不多了，而且也快要糊弄不下去，然后就接着扯旗造反。
这样的事情，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类似熊文灿、杨嗣昌这样的督抚大员，就是这么被坑死被玩儿死的。
不过这一次，最善于玩弄这种把戏的罗汝才玩火自焚，第一次就玩儿脱了，栽在了这个上面。
且说孙承宗与南居益领了圣旨，虽然心中有所不解，不过他们却也从这个安排之中，看出了崇祯皇帝的小心谨慎。
对他们来说，皇帝比他们还谨慎，这当然是好事。
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皇帝小心谨慎一点总归没有错。
崇祯四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崇祯皇帝小心谨慎地处理了来西北奏报的各个事项。
除了在对罗汝才及其曹营部将们的处置上，崇祯皇帝没有完全采纳李邦华等人的建议之外，其他的各个事项，他都听从了李邦华等西北疆臣的奏请，接受了孙承宗、南居益两人的意见，基本定下了崇祯四年的西北剿匪战略：
第一，速令武备院按照李邦华的奏请筹措调集火药弹丸尽快转运补给西北各路官军；
第二，西北各路官军弹药补给完成之后，即由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统一调度指挥，尽快向西北流贼发动全面攻势，伺机夺回河州与兰州；
第三，西北流贼若能就地歼灭则就地歼灭，若不能全歼，则迫使西北流贼各部继续渡河进入河西地区，勿使任何一股流贼漏网东窜。
二月中旬，崇祯皇帝领着孙承宗、南居益等朝中重臣，从大略上，安排好了崇祯四年的西北事务，剩下来的，就是兵部指挥武备院调配作战物资，以及由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等人具体部署作战任务了。
至于前线的那些具体作战安排，比如近卫军和陕西、甘肃、宁夏等各路官军，他们如何统一编配调度等问题，崇祯皇帝管不了，也不想管。
与此同时，他也不让军机处和兵部的大臣和官员们随便插手去指挥。
如今西北的形势正在稳步好转，他可不想因为哪个人的一着不慎，再让好不容易给驱赶压迫到了西北边地的流寇们，再次突破了官军的围追堵截与封锁线，重新窜回到内地来。
眼看着最后临门一脚了，若是真的让高迎祥或者张献忠杀个回马枪跑了回来，那可就全部前功尽弃了。
且说崇祯皇帝在接到了近卫军第四镇拿下了临洮的喜讯之后，快速地处理了李邦华等人报送过来的各个急难事项，眼见着西北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当初定下的战略向前演进，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更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甚至是欣喜的是，就在他刚刚处理完西北的捷报，就在朝廷派往西北传旨的使者刚刚离开京师的时候，位于天津城中的海军都督府，也送来了一封捷报。
这一封捷报，由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签发，并由直隶总督府兼海军都督府左护军梁廷栋，以及天津知府兼天津兵备道沈廷扬联署。
除去各种礼节性的、规制化的颂圣之语以外，这几个人联名呈递的奏报，其核心的内容十分简洁明了：
“今海军都督府奉命督造、天津大沽造船厂奉命仿制之尼德兰夹板战船，已于二月二十日未时海试归来，历时百日，顺利返港。臣等测其质地坚固、性能优良，比之购自尼德兰人之加利恩号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臣等以为可予批准入役。敢请陛下为之赐名定号、明确归属！”
天津船厂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照着当初花费高昂代价从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购买的加利恩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造的新式夹板战船，终于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