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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摆了摆手，示意王承恩等人离开。
自古以来，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忠臣良将之死。
而在明末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又尤其多。
李弘嗣、李振声这两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死，之所以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与反躬自省，是因为他对之前采取的许多冷酷无情的方略，产生了怀疑。
怀疑这个方略的正确性，怀疑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
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眼里，大明朝的这些军民百姓也好，这些文武大臣也好，前世早就是一堆白骨，早就是历史尘埃了，怎么摆布都可以，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而且没有如今的他的话，这一世，这些人同样迟早都是要殒命的。
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时代的大明朝这么几年之后，他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在被这个时代所改变。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已经渐渐地融入了这个时代，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很难说他是一个现代人拥有了明朝的身份，还是一个明朝人拥有了现代的灵魂。
总之，他离不开这个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
对此，他早已没有了任何抵触的心理，或者不适应的方面。
同样也为这一点，在对待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非问题上，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或者饥荒中死去的百姓，不再是一个个无关痛痒的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大明朝得以存世的根本。
而对于那些忠于王师、死于战事的文官武将们，崇祯皇帝也有了真切的痛惜之感，已然不能再无动于衷，拿他们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了。
某人在历史上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并不能说明到了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之上，他就该死。
因为这一世的大明朝，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到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重大变化之下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而且他也应该负起责任。
这些东西，除了他自己之外，放眼整个大明朝，也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敢于去计较他这个皇帝的责任。
但是他自己，却得过得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
就像当初的兰州，若是全力以赴，当然是救得了就得下的。
可是如果救下了兰州城，就等于是截断了陇右木速蛮和云集陇右的西北流贼前往河西的道路。
如此一来，西北官军就得在陇右地区与流贼和木速蛮死磕到底，而且还要冒着流贼回头突围流入内地的巨大风险。
这与原先定下的战略严重相悖，因此无论如何也做不得。
而做不得的后果，就只能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流贼攻陷兰州了。
崇祯四年初的西宁，与当时的兰州城面临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
朝廷的大军要去救它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救它的代价与所得不太匹配，属于得不偿失。
崇祯皇帝心里有所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个。
不过牺牲了西宁之后，从此崇祯皇帝和朝廷关于西北的战略，就算是全面铺开了，有了执行到底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朝廷的官军肃清和巩固了陇右甘南几个州府的土地，比如洮州、岷州、河州以及临洮、秦州等地，那么西北的大局，就算基本稳固了。
因为失去了这些战略要地之后，不管是如今身在兰州朝不保夕的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闯王高迎祥，还是夺占了西宁城之后有些志得意满的大西王张献忠，他们的所谓大业终究都不过是一个个无根的浮萍而已。
张献忠不愿意跟着高迎祥北上兰州，就害怕有一天不得已渡河西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眼下他选择夺占西宁，据守河湟之地，以观天下变化，现在看来，是比当年高迎祥北上兰州要高明一点。
但是河湟之地最大的问题，恰如王承恩所说，地方是好地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惜就是人口稀少，物产贫瘠。
加上背后还有一个不安分的林丹汗，想要借着这个地方崛起，那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过去一直不事生产只靠抢掠为生的流贼队伍来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抢劫的对象也已经很有限了。
地摆了摆手，示意王承恩等人离开。
自古以来，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忠臣良将之死。
而在明末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又尤其多。
李弘嗣、李振声这两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死，之所以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与反躬自省，是因为他对之前采取的许多冷酷无情的方略，产生了怀疑。
怀疑这个方略的正确性，怀疑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
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眼里，大明朝的这些军民百姓也好，这些文武大臣也好，前世早就是一堆白骨，早就是历史尘埃了，怎么摆布都可以，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而且没有如今的他的话，这一世，这些人同样迟早都是要殒命的。
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时代的大明朝这么几年之后，他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在被这个时代所改变。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已经渐渐地融入了这个时代，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很难说他是一个现代人拥有了明朝的身份，还是一个明朝人拥有了现代的灵魂。
总之，他离不开这个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
对此，他早已没有了任何抵触的心理，或者不适应的方面。
同样也为这一点，在对待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非问题上，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或者饥荒中死去的百姓，不再是一个个无关痛痒的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大明朝得以存世的根本。
而对于那些忠于王师、死于战事的文官武将们，崇祯皇帝也有了真切的痛惜之感，已然不能再无动于衷，拿他们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了。
某人在历史上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并不能说明到了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之上，他就该死。
因为这一世的大明朝，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到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重大变化之下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而且他也应该负起责任。
这些东西，除了他自己之外，放眼整个大明朝，也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敢于去计较他这个皇帝的责任。
但是他自己，却得过得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
就像当初的兰州，若是全力以赴，当然是救得了就得下的。
可是如果救下了兰州城，就等于是截断了陇右木速蛮和云集陇右的西北流贼前往河西的道路。
如此一来，西北官军就得在陇右地区与流贼和木速蛮死磕到底，而且还要冒着流贼回头突围流入内地的巨大风险。
这与原先定下的战略严重相悖，因此无论如何也做不得。
而做不得的后果，就只能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流贼攻陷兰州了。
崇祯四年初的西宁，与当时的兰州城面临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
朝廷的大军要去救它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救它的代价与所得不太匹配，属于得不偿失。
崇祯皇帝心里有所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个。
不过牺牲了西宁之后，从此崇祯皇帝和朝廷关于西北的战略，就算是全面铺开了，有了执行到底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朝廷的官军肃清和巩固了陇右甘南几个州府的土地，比如洮州、岷州、河州以及临洮、秦州等地，那么西北的大局，就算基本稳固了。
因为失去了这些战略要地之后，不管是如今身在兰州朝不保夕的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闯王高迎祥，还是夺占了西宁城之后有些志得意满的大西王张献忠，他们的所谓大业终究都不过是一个个无根的浮萍而已。
张献忠不愿意跟着高迎祥北上兰州，就害怕有一天不得已渡河西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眼下他选择夺占西宁，据守河湟之地，以观天下变化，现在看来，是比当年高迎祥北上兰州要高明一点。
但是河湟之地最大的问题，恰如王承恩所说，地方是好地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惜就是人口稀少，物产贫瘠。
加上背后还有一个不安分的林丹汗，想要借着这个地方崛起，那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过去一直不事生产只靠抢掠为生的流贼队伍来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抢劫的对象也已经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