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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命执政大臣审问曹辅。
太宰余深责问道：“朝廷大事应由大臣来议论，你小小的一个正字为何越礼犯纪，妄议大事?”
曹辅答道：“事关重大，可惜无大臣敢言，只好由小官上奏。官职有大小，而爱君爱民之心是一样的。”
少宰王黼假装不知此事，故意问身旁的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说；“有微服出游的事吗?”两人回答说没有听说此事。
曹辅在上书前知道这次会被定罪，就奋不顾身指责道：“此事京城中百姓都在传说，相公当国为何不知?连此事都不如平常百姓，那设立相公又有什么用处!”
王黼恨他出口顶撞，自己又做贼心虚，让他立下言辞作为证据。他拿起笔写道：“所上奏疏有事实根据，区区之心别无他求，只是爱护皇上而已！”
事后皇上听取王黼禀报审问的经过，不解地问道，“曹辅是个芝麻大的一个小官，为何知道宫中秘密！”
王黼乘机答道，“余太宰的门客与曹辅是同乡，想必是太宰透露了风声，所以在审问时态度暖昧。”
皇上知道余深是蔡太师的心腹，他正想让蔡太师退休，就想先免去余深的太宰一职。他还重重责罚曹辅，以便肃清“流言蜚语”的恶劣影响。于是曹辅被一贬再贬，最后被编管于郴州。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皇上真的深居简出，不再微服出游。这倒不是由于他从谏如流，改恶为善，而是看了京东、京西各路的走马承受的密报，说京畿四周因西城括田所胡作非为而民怨沸腾。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强民已流入京城，说是要寻凶报复。不少青年女子流落外地，当佣人和娼妓，也心怀怨恨。皇上虽然爱好游乐，但生命毕竟更为重要。
上面提到的西城括田所，是几年前皇上亲自批准而成立的，括田所得专供御前使用。当时有个胥吏名叫杜公才，一向以善于刻剥和诉讼闻名。他向杨戬献策，说京畿周围有许多良田原是公田，应该进行追查清理，使流失的公田物归原主。此言多少有些根据，早在神宗时京畿地区有很多荒地、荒滩和陂塘，皇帝下诏招人开垦，谁开垦就归谁所有，规定垦荒户五年内免征赋役，垦地百亩三年后只收五亩地的赋税。这些措施深得民心，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原来的荒地大多变成良田，垦区繁荣兴旺。
杨戬见有利可图，就派他的心腹内侍李彦伙同杜公才先在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和河南府(今洛阳市)试行。他们指挥州县官吏，立法追查垦区民户的田契，从甲到乙，从乙列丙，一追到底，就查出原来都是公田。他们不提神宗皇帝关于垦荒的诏书，土地重新归公就有理有据。以后范围不断扩大，李彦等人把北过黄河、西到渑池、南到唐州(今河南唐河地区)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这一广大地区的很多民田，全搜括为公田。
州县官吏知道杨戬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括田所得的钱财和物品都归皇上直接使用，因此个个竭力效忠，谋求升官发财。他们强迫原来的田主立下租田的契约，立即缴纳租税。凡不愿立契约的人，都被脚镣手铐送进监狱，严刑逼迫。当然，官府竭泽而渔，反复拉网梳理，所得金银和物品是相当可观的。当皇上看到杨戬、李彦贡上的丰硕成果时，禁不住眉开眼笑。庆幸自己的私房钱又增多了。庞大的政和年间的土木工程．已耗费了不少的内库金银。他正为经费不足而烦恼呢!于是下诏褒奖杨戬能查出流失的公田，追回了皇家应得的收入，举措切实，并责令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西城括田所的经验。
杨戬、李彦再接再厉，他们把在汝州施行的括田办法推广到京东西路和淮南各路。除括田外，还根据括田废弃的堤堰、荒山、卤地以及河流淤滩，强迫垦民立佃契交租。京东西路的梁山泊汇集数州河水，周围有八百里，顺水路西通汴京，北达齐鲁，南连徐州。泊中盛产鱼虾，蒲苇茂密，济、郓等州的很多农民、渔民、船民都依靠此泊为生。杨戬下令按船只大小编号收税，日计月算，分厘难逃，如有违反就按盗贼罪论处。
京畿地区原属公有的垦田搜括完毕之后，李彦又唆使胥吏和无赖投状告发，把世世代代传下的民田也说成是公田。田主拿出官方颁发的印卷来证明，李彦就下令把这些印卷全部烧毁。汝州的鲁山县的土地全部括为公田，田主不服上诉，上诉者一一被严刑拷打。蔡州确山县令刘愿，在公堂上前后杖死良民一千多人。就连赵佶在潘楼东街清水巷唐氏妓馆中借干铺的四个美人，她们的家就是在西城所不断地括田时倾家荡产的。其中之一的唐镜美出身于鲁山县书香门第，在父母被捕入狱后卖身赎父。另外一个唐华美的父亲就是被确山县令刘愿杖死的屈死鬼，家中已一无所有，她只好卖身葬父。
人们都说州县官吏疯了，他们作为父母官，本应爱民如子，现在却借公堂监狱之威，强夺民田和民财，成了强盗的大小头目!人们都怀疑皇上也疯了，他自称道君皇帝，为什么施政却惨无人道!他自称绍述熙宁新政，为什么把神宗垦荒诏书、把过去官方印卷当作废纸?本来盗亦有道，不盗周围穷苦人家，而现在皇上却首先抢掠京畿地区的民田和民财，使得上自豪富之家，下至自耕农，一夜之间都变成乞丐。既然皇上断了善良百姓的生路，百姓中的豪强与好汉就揭竿而起，先是三五成群，以后小伙逐渐汇成大伙。以宋江为首的义军，聚于梁山泊中的梁山，纵横齐鲁，累破官军，在这种满城风雨的局势中，皇上怎么敢继续轻举妄动、微服出行？
这就是李彦祸害于东南的过程。
传命执政大臣审问曹辅。
太宰余深责问道：“朝廷大事应由大臣来议论，你小小的一个正字为何越礼犯纪，妄议大事?”
曹辅答道：“事关重大，可惜无大臣敢言，只好由小官上奏。官职有大小，而爱君爱民之心是一样的。”
少宰王黼假装不知此事，故意问身旁的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说；“有微服出游的事吗?”两人回答说没有听说此事。
曹辅在上书前知道这次会被定罪，就奋不顾身指责道：“此事京城中百姓都在传说，相公当国为何不知?连此事都不如平常百姓，那设立相公又有什么用处!”
王黼恨他出口顶撞，自己又做贼心虚，让他立下言辞作为证据。他拿起笔写道：“所上奏疏有事实根据，区区之心别无他求，只是爱护皇上而已！”
事后皇上听取王黼禀报审问的经过，不解地问道，“曹辅是个芝麻大的一个小官，为何知道宫中秘密！”
王黼乘机答道，“余太宰的门客与曹辅是同乡，想必是太宰透露了风声，所以在审问时态度暖昧。”
皇上知道余深是蔡太师的心腹，他正想让蔡太师退休，就想先免去余深的太宰一职。他还重重责罚曹辅，以便肃清“流言蜚语”的恶劣影响。于是曹辅被一贬再贬，最后被编管于郴州。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皇上真的深居简出，不再微服出游。这倒不是由于他从谏如流，改恶为善，而是看了京东、京西各路的走马承受的密报，说京畿四周因西城括田所胡作非为而民怨沸腾。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强民已流入京城，说是要寻凶报复。不少青年女子流落外地，当佣人和娼妓，也心怀怨恨。皇上虽然爱好游乐，但生命毕竟更为重要。
上面提到的西城括田所，是几年前皇上亲自批准而成立的，括田所得专供御前使用。当时有个胥吏名叫杜公才，一向以善于刻剥和诉讼闻名。他向杨戬献策，说京畿周围有许多良田原是公田，应该进行追查清理，使流失的公田物归原主。此言多少有些根据，早在神宗时京畿地区有很多荒地、荒滩和陂塘，皇帝下诏招人开垦，谁开垦就归谁所有，规定垦荒户五年内免征赋役，垦地百亩三年后只收五亩地的赋税。这些措施深得民心，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原来的荒地大多变成良田，垦区繁荣兴旺。
杨戬见有利可图，就派他的心腹内侍李彦伙同杜公才先在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和河南府(今洛阳市)试行。他们指挥州县官吏，立法追查垦区民户的田契，从甲到乙，从乙列丙，一追到底，就查出原来都是公田。他们不提神宗皇帝关于垦荒的诏书，土地重新归公就有理有据。以后范围不断扩大，李彦等人把北过黄河、西到渑池、南到唐州(今河南唐河地区)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这一广大地区的很多民田，全搜括为公田。
州县官吏知道杨戬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括田所得的钱财和物品都归皇上直接使用，因此个个竭力效忠，谋求升官发财。他们强迫原来的田主立下租田的契约，立即缴纳租税。凡不愿立契约的人，都被脚镣手铐送进监狱，严刑逼迫。当然，官府竭泽而渔，反复拉网梳理，所得金银和物品是相当可观的。当皇上看到杨戬、李彦贡上的丰硕成果时，禁不住眉开眼笑。庆幸自己的私房钱又增多了。庞大的政和年间的土木工程．已耗费了不少的内库金银。他正为经费不足而烦恼呢!于是下诏褒奖杨戬能查出流失的公田，追回了皇家应得的收入，举措切实，并责令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西城括田所的经验。
杨戬、李彦再接再厉，他们把在汝州施行的括田办法推广到京东西路和淮南各路。除括田外，还根据括田废弃的堤堰、荒山、卤地以及河流淤滩，强迫垦民立佃契交租。京东西路的梁山泊汇集数州河水，周围有八百里，顺水路西通汴京，北达齐鲁，南连徐州。泊中盛产鱼虾，蒲苇茂密，济、郓等州的很多农民、渔民、船民都依靠此泊为生。杨戬下令按船只大小编号收税，日计月算，分厘难逃，如有违反就按盗贼罪论处。
京畿地区原属公有的垦田搜括完毕之后，李彦又唆使胥吏和无赖投状告发，把世世代代传下的民田也说成是公田。田主拿出官方颁发的印卷来证明，李彦就下令把这些印卷全部烧毁。汝州的鲁山县的土地全部括为公田，田主不服上诉，上诉者一一被严刑拷打。蔡州确山县令刘愿，在公堂上前后杖死良民一千多人。就连赵佶在潘楼东街清水巷唐氏妓馆中借干铺的四个美人，她们的家就是在西城所不断地括田时倾家荡产的。其中之一的唐镜美出身于鲁山县书香门第，在父母被捕入狱后卖身赎父。另外一个唐华美的父亲就是被确山县令刘愿杖死的屈死鬼，家中已一无所有，她只好卖身葬父。
人们都说州县官吏疯了，他们作为父母官，本应爱民如子，现在却借公堂监狱之威，强夺民田和民财，成了强盗的大小头目!人们都怀疑皇上也疯了，他自称道君皇帝，为什么施政却惨无人道!他自称绍述熙宁新政，为什么把神宗垦荒诏书、把过去官方印卷当作废纸?本来盗亦有道，不盗周围穷苦人家，而现在皇上却首先抢掠京畿地区的民田和民财，使得上自豪富之家，下至自耕农，一夜之间都变成乞丐。既然皇上断了善良百姓的生路，百姓中的豪强与好汉就揭竿而起，先是三五成群，以后小伙逐渐汇成大伙。以宋江为首的义军，聚于梁山泊中的梁山，纵横齐鲁，累破官军，在这种满城风雨的局势中，皇上怎么敢继续轻举妄动、微服出行？
这就是李彦祸害于东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