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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二次想要动手揍她，第一次是两年前她故意从楼梯上滚下去，流掉腹中才只三个月大的胎儿。他从前线赶回来，差一点对她动手，最后还是像今天这般，缓慢而无望地放了下去。到了如今，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他竟然还是不忍碰她一根指头。如果伤到她，他会比她更痛。那是心伤，不可计数，无可救药。
从来都是一败涂地。
从见到她的那一天起。
已经注定他会败得没有半分余地。
如果命运真的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他宁可永远也不曾遇上她。
她是一颗流星，在相遇的刹那照亮他的整个生命，然后他用余生所有，只能仰望她无情划落，远去在永不可企及的天幕。
他从来不曾得到过幸福，却知道失去她的每一分痛苦。
一种莫名的虚空涌上来，仿佛整个人都被掏得空空的，再也无法填满。那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却被硬生生从他体内撕裂开去。那种椎心无望的痛苦，比两年前更令人恐慌。如果她不回来，他真的以为自己忘记了。他曾经花了那样大的力气去忘记，毁掉与她相关的一切。烧掉她用过的衣物、家具，拆毁她曾经住过的宅子，她曾经走过的花园他亦下令荒弃，用竹篱围起来，再不许人进入。
他真的以为忘记了。
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割舍掉，然后，若无其事地当做安然无恙。
两年前，他曾经那样坚忍地说过：“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永远，有多么令人绝望。
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分离的这两年间，他曾经见过她三次。每一次几乎都是濒于崩溃的时刻，他真的无法再忍耐，不能抵御那种蚀心刻骨的相思，只得想尽了方法，为了可以远远地见她一面。
一次是背影，隔得那样远，她坐黄包车回家去，他的汽车跟在百来步开外，一直跟到了巷子口。他眼睁睁望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从眼前消失掉。另一次则是在洋行门口，她与同事笑语嫣然，浑然不知整条街上几乎都是便衣的宪兵，而他在洋行对面楼上的窗前，已经眺望她良久。
最后一次是他在康朗遇刺之后，伤得那样重，他几乎以为自己活不了了，所以一直想，总得见她一面才好，如果真的会死，总得见她最后一面才好。可是不能让她知道——哪怕是死了，也不能让她知道。
幕僚们伤透了脑筋，只得铤而走险，由情报部门出手，设计了一场车祸，将她的哥哥撞成轻伤，送去同一家医院。
终于见着满脸焦灼的她在走廊里等待，而隔着一扇窗，近得连她的足音都能听见。那是两年里离她最近的一次，空气中似乎都有她身上熟悉的芬芳，她在走廊里焦急地徘徊，到了最后，她垂着头，半靠在窗上。
如果能伸出手去，他几乎就可以揽住她的肩头。
他却躺在病床上，丝毫不能动弹，只能透过小小的一方特制玻璃，看见她姣好的侧影。因为担忧，她眉头微微蹙起，长长的睫毛像小小的扇子垂合下来，眼中似乎有泪光。
而她，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哭过。
哪怕是第一次，他用最卑劣的方式得到了她的身体，她亦没有哭，只是睁大了眼睛，无比憎恨地望着他。
他错了，错得那样厉害，以为得到了她的人，就不会在乎她的心。可是他错了，他要的根本不是她的人，他要的是她，完完整整的她。他错得那样厉害，只好步步错下去，直到无法可想，不能挽救。
那是唯一的死门，绝不能碰触的地方。留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任人宰割的软肋。
幕僚长几次私下里劝他：“算了吧，迟早会拖出大祸来，还是杀掉算了。”
他一次又一次断然拒绝，最后勃然大怒：“谁敢动她一根头发，我就要谁的命。”
也以为，这一生就这样了。
或许十年二十年里，还可以有机会，遥远地望见她。漫长的岁月里，她都成为深埋在心底的一抹回忆。
可是她竟然回来了。
重新见到她的那一日，正是他到大学演讲，礼堂里座无虚席，窗外走廊上挤满了人。内勤主任想到康朗的那次遇刺，几乎急得满头大汗，所有的人全布置出去，里里外外，密密麻麻全是人。全副武装的岗哨仿佛一个个桩子，隔不远就有一颗，深深地钉在汹涌的人潮中，划出一道无形的锁线。
人那样多，却鸦雀无声，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扩音喇叭里传扬开去，带一点轻微的嗡嗡回响。稿子是秘书拟的，一贯的文采斐然，而他念得抑扬顿挫，听得底下那样多的人都激情澎湃地仰着脸。面对那样多的人，他莫名地有丝倦意，想到自己弃学归来前夕，在彼岸那间赫赫有名的大学空荡荡的礼堂里，最敬爱的教授不无惋惜：“颜，为什么要放弃？你那样有天分。”
他歉然地答：“家父病重，我不得不回去。”
教授完全不了解地耸肩：“东方人——”
他学的是机械，现在想来几乎是滑稽。父亲素来疼爱自己，因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未免骄纵了些，竟然任由他去留洋学了机械。长兄自幼跟着父亲戎马南北，没念过洋学堂，二哥与三哥却是军校毕业，如果不是两位兄长先后战死疆场，如果不是最得志的三哥率兵哗变背叛父亲，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被迫来挑起这样一副重担。临危受命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所有的统领几乎都是叔伯长辈。他至今犹记得那夜，风雨交加，冷雨潇潇地拍打着玻璃窗，墨绿色的琉璃灯罩下，灯光是微微一团黄色的光晕，照得屋子里晦暗不明。在父亲榻前，余子衡微微低下头去，说：“请大帅放心，我等必将视四官如若大帅。”灯光照着余子衡花白的头发和通红的双眼。父亲始终放不下心，因他并不甚像他的几个哥哥，父亲曾经说过：“四官太重情义，日后必为所累。”临终之前，父亲紧紧地攥着他的手，那样多的言语，可是不能再道一字，只是望着他，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五年后的一个晴朗秋日，他慢慢地擦拭完佩枪，终于在枪决余子衡的手令上签了字。他想到小时候这位余叔叔驮着自己去折树上黄澄澄的枇杷，枇杷大而甜，一颗颗剥得水淋淋的喂到他嘴里去，塞得一张小口满满的，鼓起圆圆的一个包，小小的自己咧开没有门牙的嘴，笑得那样高兴。
。这是他第二次想要动手揍她，第一次是两年前她故意从楼梯上滚下去，流掉腹中才只三个月大的胎儿。他从前线赶回来，差一点对她动手，最后还是像今天这般，缓慢而无望地放了下去。到了如今，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他竟然还是不忍碰她一根指头。如果伤到她，他会比她更痛。那是心伤，不可计数，无可救药。
从来都是一败涂地。
从见到她的那一天起。
已经注定他会败得没有半分余地。
如果命运真的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他宁可永远也不曾遇上她。
她是一颗流星，在相遇的刹那照亮他的整个生命，然后他用余生所有，只能仰望她无情划落，远去在永不可企及的天幕。
他从来不曾得到过幸福，却知道失去她的每一分痛苦。
一种莫名的虚空涌上来，仿佛整个人都被掏得空空的，再也无法填满。那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却被硬生生从他体内撕裂开去。那种椎心无望的痛苦，比两年前更令人恐慌。如果她不回来，他真的以为自己忘记了。他曾经花了那样大的力气去忘记，毁掉与她相关的一切。烧掉她用过的衣物、家具，拆毁她曾经住过的宅子，她曾经走过的花园他亦下令荒弃，用竹篱围起来，再不许人进入。
他真的以为忘记了。
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割舍掉，然后，若无其事地当做安然无恙。
两年前，他曾经那样坚忍地说过：“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永远，有多么令人绝望。
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分离的这两年间，他曾经见过她三次。每一次几乎都是濒于崩溃的时刻，他真的无法再忍耐，不能抵御那种蚀心刻骨的相思，只得想尽了方法，为了可以远远地见她一面。
一次是背影，隔得那样远，她坐黄包车回家去，他的汽车跟在百来步开外，一直跟到了巷子口。他眼睁睁望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从眼前消失掉。另一次则是在洋行门口，她与同事笑语嫣然，浑然不知整条街上几乎都是便衣的宪兵，而他在洋行对面楼上的窗前，已经眺望她良久。
最后一次是他在康朗遇刺之后，伤得那样重，他几乎以为自己活不了了，所以一直想，总得见她一面才好，如果真的会死，总得见她最后一面才好。可是不能让她知道——哪怕是死了，也不能让她知道。
幕僚们伤透了脑筋，只得铤而走险，由情报部门出手，设计了一场车祸，将她的哥哥撞成轻伤，送去同一家医院。
终于见着满脸焦灼的她在走廊里等待，而隔着一扇窗，近得连她的足音都能听见。那是两年里离她最近的一次，空气中似乎都有她身上熟悉的芬芳，她在走廊里焦急地徘徊，到了最后，她垂着头，半靠在窗上。
如果能伸出手去，他几乎就可以揽住她的肩头。
他却躺在病床上，丝毫不能动弹，只能透过小小的一方特制玻璃，看见她姣好的侧影。因为担忧，她眉头微微蹙起，长长的睫毛像小小的扇子垂合下来，眼中似乎有泪光。
而她，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哭过。
哪怕是第一次，他用最卑劣的方式得到了她的身体，她亦没有哭，只是睁大了眼睛，无比憎恨地望着他。
他错了，错得那样厉害，以为得到了她的人，就不会在乎她的心。可是他错了，他要的根本不是她的人，他要的是她，完完整整的她。他错得那样厉害，只好步步错下去，直到无法可想，不能挽救。
那是唯一的死门，绝不能碰触的地方。留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任人宰割的软肋。
幕僚长几次私下里劝他：“算了吧，迟早会拖出大祸来，还是杀掉算了。”
他一次又一次断然拒绝，最后勃然大怒：“谁敢动她一根头发，我就要谁的命。”
也以为，这一生就这样了。
或许十年二十年里，还可以有机会，遥远地望见她。漫长的岁月里，她都成为深埋在心底的一抹回忆。
可是她竟然回来了。
重新见到她的那一日，正是他到大学演讲，礼堂里座无虚席，窗外走廊上挤满了人。内勤主任想到康朗的那次遇刺，几乎急得满头大汗，所有的人全布置出去，里里外外，密密麻麻全是人。全副武装的岗哨仿佛一个个桩子，隔不远就有一颗，深深地钉在汹涌的人潮中，划出一道无形的锁线。
人那样多，却鸦雀无声，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扩音喇叭里传扬开去，带一点轻微的嗡嗡回响。稿子是秘书拟的，一贯的文采斐然，而他念得抑扬顿挫，听得底下那样多的人都激情澎湃地仰着脸。面对那样多的人，他莫名地有丝倦意，想到自己弃学归来前夕，在彼岸那间赫赫有名的大学空荡荡的礼堂里，最敬爱的教授不无惋惜：“颜，为什么要放弃？你那样有天分。”
他歉然地答：“家父病重，我不得不回去。”
教授完全不了解地耸肩：“东方人——”
他学的是机械，现在想来几乎是滑稽。父亲素来疼爱自己，因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未免骄纵了些，竟然任由他去留洋学了机械。长兄自幼跟着父亲戎马南北，没念过洋学堂，二哥与三哥却是军校毕业，如果不是两位兄长先后战死疆场，如果不是最得志的三哥率兵哗变背叛父亲，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被迫来挑起这样一副重担。临危受命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所有的统领几乎都是叔伯长辈。他至今犹记得那夜，风雨交加，冷雨潇潇地拍打着玻璃窗，墨绿色的琉璃灯罩下，灯光是微微一团黄色的光晕，照得屋子里晦暗不明。在父亲榻前，余子衡微微低下头去，说：“请大帅放心，我等必将视四官如若大帅。”灯光照着余子衡花白的头发和通红的双眼。父亲始终放不下心，因他并不甚像他的几个哥哥，父亲曾经说过：“四官太重情义，日后必为所累。”临终之前，父亲紧紧地攥着他的手，那样多的言语，可是不能再道一字，只是望着他，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五年后的一个晴朗秋日，他慢慢地擦拭完佩枪，终于在枪决余子衡的手令上签了字。他想到小时候这位余叔叔驮着自己去折树上黄澄澄的枇杷，枇杷大而甜，一颗颗剥得水淋淋的喂到他嘴里去，塞得一张小口满满的，鼓起圆圆的一个包，小小的自己咧开没有门牙的嘴，笑得那样高兴。